全唐五代342年间，涌现出无数精彩的诗作，就如天上星辰闪耀在中国文学苍穹，组成一条瀚海的诗之银河。若要问这条银河中谁的星辰最多，那么白居易便会以2899首，在《唐五代诗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中占到惊人的5%而成为第一。

 

 

为何既不是“诗仙”李白也不是“诗圣”杜甫，偏偏是中唐白居易的作品能在存世唐诗数量上独占鳌头？

 

《白氏文集》的编撰流传

 

早在穆宗长庆四年（824），白居易曾经编成过《白氏长庆集》，这是白居易首次完整结集自家作品，随着时间流逝，诗文越攒越多，为了尽量完整保存自己诗文，他在此时又续编了好几次，结集为《白氏文集》，而将长庆年间编撰的文集称为“前集”。

 

 

据学者统计，白居易在洛阳隐居时，至少五次续编自己的文集。大和九年（835），64岁的白居易整理出一个60卷本的《白氏文集》，“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后送到庐山东林寺收藏；开成元年（836），他又编成一个版本，“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送到洛阳圣善寺收藏；开成四年（839）年，他又做了一个本子，“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送往苏州南禅寺收藏；会昌二年（842），他为《白氏文集》编了二十卷《后集》，与长庆年间的《前集》合成70卷本，同样送到东林寺收藏；会昌五年，他在去世前夕搞完最后《续后集》，与前、后集合编为75卷本，为他最后编定的版本，比开成四年的67卷本多353首，“诗笔大小，三千八百四十首”，因此也被他称为“大集”。

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白居易见过前辈诗人李白诗句十不存一的惨况，不愿自己引以为傲的文字就此埋没，故而晚年汲汲于此。从结果来看，他煞费苦心的成果可以说既不成功也成功。说不成功是因为唐末五代的大战乱，他尽心安排的白氏家藏和三寺所藏文集原稿无一幸存；而说成功是因为他“狡兔三窟”的安排最终还是使后世能以补抄本存世，让他大部分诗作都保存下来。

当然，想要诗文流传后世，光有自己结集、编辑还不成，最本质的依仗还是作品脍炙人口，能让人传颂千年，而白居易恰恰就是这样的大诗人。

 

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居易向来对自己的诗歌充满自信，元和十年（815）八月左右，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给同样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司马的元稹写了一通《与元九书》，既抒发心中块垒，又谈论些文艺。在信中，他告诉元稹，听说节度使高霞寓延请歌姬，没想此歌姬说她会唱白学士（即白居易）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长恨歌》，就此加价，高霞寓不得不多花一笔钱。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34岁的白居易与当地进士陈鸿、隐士（一说仙游寺道士）王质夫共同游览境内终南山仙游寺，由于当地近马嵬坡，三人谈古论今不免说起前朝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均觉得是一桩“稀代之事”。

在陈鸿的倡议下，决定由“深于诗”的白居易负责创作一首长诗。他虽用120句共840字的七言长篇完完整整地讲述了从贵妃入宫、马嵬惊变、回銮思人到海外寻仙，但略一考察就能发现诗较传略去或改写了不少史实，譬如开头白居易讲述杨玉环入宫是“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完全让人看不出李、杨二人原为翁媳的极度尴尬，算是为尊者讳；而在马嵬惊变中，他又着力刻画李隆基的无奈，似乎是被乱兵哗变逼死爱妃，对玄宗下令赐死杨玉环只字不提；后来李隆基回銮亲信被流放，成为大内的孤家寡人，白居易却只强调明皇痛失爱侣的孤单。

但大名鼎鼎的《长恨歌》在流传史上并没有永远收获掌声，至少不符合许多宋代评论家的理论框架，对其批评异常多，他们或硬用诗歌对标历史，说此诗中历史细节错误，乃是白居易“书生之见可笑耳”；或觉得白居易在其中没有阐发封建道德大义，“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

但这种评价恰恰证明他们完全不懂白居易的妙处。没错，白居易在诗中淡化了历史，忽视了主角政治责任，但这么一来就让诗中感情线凸显。读此诗，谁又不被诗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所打动呢？通篇读下来，人们犹如看到一部讲述“稀代之事”的爱情传奇，剧情曲折又荡气回肠，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不少古代评论家给予此诗差评，但它一问世就得到大众欢迎，李、杨爱情故事就成为经久不衰的故事主题，戏曲、诗歌纷纷汲取白居易创作灵感，推出新作，到明末还有吴伟业亦步亦趋地写了一首《圆圆曲》，可见时人和后人对其喜爱。

白居易何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写下感情如此真挚的《长恨歌》？从他的诗歌中，旁人似乎发现一些端倪：白居易在老家符离（今安徽宿州市境内）曾有一名为“湘灵”的恋人，但贞元二十年（804）因“徙家秦中”而不得不分手，对此刻的他来说，或许这位“湘灵”姑娘就如“山在虚无缥缈间”的仙子，只有期待“天上人间会相见”吧。

 

十篇秦吟近正声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与好友详细地交流自己创作经验，将自己诗歌分为四类，分别是“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随笔的杂律诗；以及“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的感伤诗——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就被他归于感伤诗。不过在此三种之外，白居易更为看重，或者说最让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还是“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的讽喻诗，即他所言“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由于白居易的《新乐府》不仅突破了乐府旧有题目，更是乐府辞不再入乐彻底独立的标志，因为后世将他讽喻诗所引领的诗文风尚称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的新乐府系列不仅讽刺前朝和泛泛而谈现象，更会“因事立题”地针对当下，譬如《宿紫阁山北村》，全诗毫无遮掩地描绘一群士兵冲入普通百姓家，吃喝不说还砍走主人家三十年奇树，然而“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原因就在于这伙强盗“身属神策军”。言及此，熟悉中唐政治的人都已了然，但白居易偏偏还要点出要害“中尉正承恩”——神策军是中晚唐时的禁军，其统帅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向由宦官担任，以此控制朝政乃至拥立皇帝，兴风作浪不可一世，诗人点出此，直接将矛头对准宦官，不可不谓大胆。

白居易讽喻诗战斗力极强。翻开他的文集，打头4卷全是有类于此朗朗上口而又批判意义十足的诗歌，唐宪宗迷信金丹，他就写《海漫漫》“戒求仙也”；兴后宫，他就写《上阳白发》“愍怨旷”……件件桩桩都戳在朝廷的肺管子上，让当政者如鲠在喉。

白居易为何如此火力全开？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此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想要对朝廷弊政有所贡献。

 

《琵琶引》背后的落寞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因母亲去世不得不在下邽紫兰村（今陕西渭南市经开区境内）守丧三年，等元和九年（814）回任后，朝廷授左赞善大夫，成为太子属官。就在次年，长安爆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宰相武元衡遭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暗杀。

堂堂宰相遭人当街刺杀，可谓有唐以来政坛奇闻。白居易对其尤为不满，他觉得此事是国家奇耻大辱，不仅上疏请追查刺客，还在给亲朋信中痛斥满朝权贵。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白居易如今是太子属官，不应该在谏官未上章之前大发议论，是为僭越——真实原因还是他当年当谏官的时候得罪人太多。又有人开始拿白居易家庭变故说事，私下传播说白居易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自己又写赏花和新井的诗歌，孝道有亏，怎能留在太子身边？必要赶出朝廷，最后由中书舍人王涯出面参奏，于元和十年八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从京城贬黜地方，从清要京官变为地方闲差，已是挫折，但更让白居易寒心的可能是朝中政敌下作手段。白居易母亲长年患精神方面疾病，去世原因也众说纷纭，但一向是白氏诸兄弟的隐痛，而衮衮诸公居然翻出此等隐私和伤痛，实在让他难以承受。有道是“文章憎命达”，抱着满肚子伤感的白居易在江州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与《长恨歌》相俦的名篇——《琵琶引》（《琵琶行》）。

后人自然可以嘲笑白居易一经挫折便心志消磨，但更需要理解他所处的环境。一方面元和十年贬谪对他的精神打击相当之大，另一方面朝廷也不同往昔。从宪宗算起、连续三任（宪、穆、敬）皇帝都死得不明不白，宦官拥立弑杀皇帝如儿戏，藩镇叛服不常。昔日元和中兴时，他还是热血谏官，能有心气以诗歌讽刺朝政，但随着短暂中兴戛然而止，唐王朝国运江河日下，而他自己也多经变故，少有心气和热情写那些战斗诗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已经逐渐变成昔日他曾看不上的、默默无言独善其身的官僚。

从结果看，被讥讽为“俗”的白居易诗文其实得风气之先，风靡天下，“童子长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就证明他在文学上的成功。与此相应，由于白氏诗文广受欢迎，人们当然乐于传唱继承，尽量将其保存下去。千百年之后，就连东瀛海外也能保存一份资源，供后人校补，白居易传世诗歌数量成为唐诗第一，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