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赣鄱｜以球之名

火热的看台

球迷为球队加油助威。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文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征/图

　　赣鄱同此火热。

　　2025之夏，每逢比赛日，江西城市的脉搏便为一种特殊节律所激动。从南昌八一体育场外蜿蜒的人流，到九江联盛九龙广场大屏幕前聚拢的人群；从赣州全民健身中心“鸟巢”那一片炽热汹涌的红色海洋，到樟树体育中心足球场(宜春队主场)震彻夜空的呐喊，足球的魅力正以一种巨大的能量与城市肌体紧密共生，塑造着现代都市特有的文化景观与集体灵魂。

　　江西足球发轫于九江

　　回望更深邃广阔的人类星空，现代足球诞生于工业革命的“隆隆”机器声里和城市化进程中，是与城市精神气质相融共生的果实。

　　英格兰的工人在轰鸣间隙里找到的喘息空间，正是足球。当工厂钟声宣告一天辛劳终结，那些沾满煤灰的双脚便迫不及待地争抢起皮球——足球成为他们重新掌控自己时间的象征，在统一节奏的集体劳作外，开辟出属于劳动者自身的自由疆域。

　　1863年10月26日，几名足球爱好者在英国伦敦女王大街的弗雷马森酒店聚会，讨论并成立了英格兰足球总会，这是足球史上第一个足球协会，标志着现代足球的诞生。

　　江西足球则发轫于长江流域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九江。将足球运动带到九江的，是常年在各城市租界游弋的英国混合舰队。英国的水兵之所以能上岸踢球，在历史尘烟里隐藏着一段屈辱往事。1860年，清政府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九江成为“十口通商”之一，被迫设立租界。

　　九江的同文书院(今九江同文中学)和圣约翰中学，是江西最早的教会学校。英国水兵们常来同文书院踢球，引来了中国师生围观。看得多了，便有人跃跃欲试，于是留美归来的中国教师便带领同学们学习踢球，组织起江西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

　　九江的教会学校普遍支持足球运动。1906年，南伟烈大学(由同文书院升格而来)正式将足球列入体育教学课程。1919年，足球运动开始在九江公立学校以及社会各界逐步推广，并沿着长江与南浔铁路传播至周边县区，后传入南昌，再逐渐扩展至江西全省。

　　身在江湖通达要津，地处南北文化交融之处，九江的城市性格中从来不缺码头文化的“战斗精神”。有意思的是，后来九江人民把侵略者赶出了租界，但留下了足球。

　　1927年1月5日，在共产党人李立三等领导下，武汉工人和市民30多万人举行了反英示威大会。大会通电全国，要求“一致声援，与英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1月6日，英国水兵为破坏九江码头工人罢工，开炮轰击群众，造成多人死伤。当英国水兵不再是“开球”而是“开炮”时，九江民众异常愤怒，英勇地占领了英租界。

　　汉口、九江人民的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最终完成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法律手续——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收回的第一批租界。

　　无论是文化、足球，还是抗争，九江人的血脉里，一直澎湃着特有的荣耀和骄傲。

　　九江球员之勇猛，球迷之火爆，闻名遐迩，甚至载入中国足球运动大事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两起。

　　1919年10月，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九江一中和九江师范学校前身)与沙河甲种农林学校(九江农校前身)比赛，第六师范球队因战成平局，恼羞成怒，将客队痛殴一顿，闹得全国皆知。

　　1925年，代表九江足球最高水平、号称“江西第一强队”的南伟烈中学足球队，信心满满地前往南昌，参加首届江西省运动会。在成绩占优的情况下，因南伟烈中学球员殴打裁判，被当场取消比赛资格。最终，代表南昌足球最高水平的省立一中(今南昌第一中学)预科中学混合队获得冠军。对此，南伟烈中学足球队极为不满，甚至通电全国。

　　1920年代，江西的足球运动开始向社会各界推广，并有了竞赛活动。1922年，萍乡汉冶萍公司安源足球队与萍乡中学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1923年，江西体育学校率先开设足球专业课，培养了一批足球教练，推动足球运动的开展。

　　江西足球的红色基因

　　1930年3月，同文中学足球队以江西省代表队的身份，参加在安庆举办的第四届华中四省运动会，以不败战绩夺得冠军，成就了江西足球历史上的荣耀一刻。

　　同一时代的赣南，一群穿着草鞋踢足球的人，正用热血探索救国道路，这是更为苦难与辉煌、理想与浪漫的宏大叙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历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将体育训练与军事技能紧密结合。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苏区掀起了群众体育热潮。在瑞金红军大学，学员们每天清晨进行持枪体操，下午开展足球、篮球等运动。

　　红军足球队的组建具有鲜明的军事特色。1933年成立的“战斗足球队”，队员全部来自作战部队，训练内容包括带球穿越障碍、战术配合等。

　　1933年的“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来自红军各军团、地方部队和群众团体的180余名运动员参赛。足球项目吸引了众多军民观看，在瑞金叶坪村的操场上，红军学校队与中央联合队的决赛在暴雨中进行，双方队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球衣，争夺用桐油浸过的牛皮缝制的足球，在泥泞中翻滚拼抢，最终红军学校队以2：1逆转夺冠。

　　红军足球队还承担着政治宣传任务。在宁都、于都等地的比赛中，队员们会在中场休息时宣讲土地政策。1934年，红军学校足球队赴福建长汀巡演，通过“足球+歌舞”的形式动员“扩红”。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红军足球队的活动并未中断。在遵义休整期间，红一方面军与当地学校举行了“军民足球友谊赛”，朱德亲自担任裁判。

　　红军足球队的实践，为中国足球留下了宝贵遗产。1951年，新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成立，半数以上队员来自八一足球队(前身为红军时期的“战斗足球队”)。

　　而“八一”，正是历史赋予南昌最鲜明的底色。

　　2004年，当八一青年队与搬迁到南昌的上海衡源俱乐部合并成立南昌八一衡源足球俱乐部，成为江西职业足球第一队时，距那支穿着草鞋踢足球的队伍长征离开江西，恰好整整70年。

　　当年南昌八一衡源足球队的主场八一体育场，也是今年赣超联赛南昌队的主场；而今天，亦是八一南昌起义98周年纪念日。

　　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从终点到起点的精神回归，起承转合令人思绪万千。

　　江西足球的百年变迁

　　时空总是会表现出一些有趣的映射，比如江西足球的变迁。遥想当年，九江、南昌、赣州三地足球发展各具时代特征；俯瞰今朝，大趋势依然是三城争锋。

　　南昌和九江的足球“双城记”，已经上演了105年。

　　1920年11月，九江同文中学足球队赴省会南昌，与南昌青年会、南昌工业学校、南昌第一中学进行了三场比赛，结果为两胜一负，这是江西省足球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跨市比赛。

　　1935年，南昌队在江西预选赛中击败同文中学，江西省改用选拔制，组建省队参加华中运动会足球比赛。

　　1950年代，江西群众性足球运动在城市、厂矿广泛开展。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踢场比赛”成为惯例。位于南昌的三二〇厂(现洪都航空公司)、江西拖拉机厂、江西电机厂、南昌柴油机厂和部分中学都有足球队；九江、赣州两地，足球活动开展得也十分活跃。

　　1954年，中南区四项球类对抗赛在江西举行。江西省临时从三二〇厂、江西拖拉机厂、江西电机厂、南昌柴油机厂和九江地区抽借足球运动员22人，组成江西足球代表队参赛，获得第三名。

　　1958年，为迎接第一届全运会，省体委将南昌市青年足球队转入省男子足球队共同组成江西省足球代表队，参加当年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获得中南赛区第一名，并在同年7月份天津赛区的大决赛中获得第四名。

　　1960年，江西省男子足球队参加全国足球锦标赛北京赛区决赛，斩获第四名。

　　由此可见，当年江西足球曾保持全国前四的高水平。

　　1972年，随着全国体育比赛的逐步恢复，江西重新组建省男子足球队，教练和队员陆续归队。同时吸收部分上海足球体校下放知识青年。他们的加入，对江西足球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多年以后，记者踢足球的启蒙老师，就是这批上海知青中的一员。

　　1980年代，江西省培养了充足的足球后备人才，设有专业队、二线队伍和少年队，形成一条龙的人才梯队。

　　1992年按照“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要求，江西足球项目撤销，省男子足球队解散。等江西再有成建制的球队，已是12年以后了。

　　足球的魅力，犹如一面镜子，照出城市灵魂中隐藏的倔强与骄傲。有一段时间，江西没有省队、市队，但不代表各个城市没有了踢球的人，足球场成了集体意志最直白、最热烈的表达舞台。

　　21世纪头十年，可谓南昌业余球队的黄金十年。

　　南昌的足球性格，脱胎于工业文明。江拖、洪都、江纺、江电、南柴、南钢等厂司足球队，他们那种大开大阖的攻防以及重金属一般的硬朗身体，和南昌的粗犷英雄气一脉相承，当年让从“小镇青年”成为省城记者的我大吃苦头。在比赛中，所谓技术流在健壮身体的冲击下犹如纸糊的“马奇诺防线”，记者所在队和这些厂司队的交锋难有胜绩。其实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记者踢过的南昌球队，主力已不是巅峰期的那批队员。唯其如此，厂司队的水平还是名震江湖。

　　那时候，江纺、洪都等厂司的场地和球队还在，大学足球场也是开放的，社会球场在慢慢起步，南昌市至少有200支草根足球队。每到周末，大家同城约战捉对厮杀，一场比赛下来酣畅淋漓。同时，随着南昌八一衡源队的组建，高水平职业足球也催生了相对专业的球迷组织。

　　城市赋予足球土壤，足球文化也在影响着城市性格。赣超、苏超的走红出圈说明，中国的城市不再是千城一面，城市个性正在觉醒。

　　这一刻，城市成长了，球迷也长大了

　　九江深厚的足球文化已深深融入城市血脉。20世纪80年代时，九江球迷保持随队远征南昌的传统，常常包下两三节火车车厢助威。2025年7月20日，赣超第二轮，九江队客场挑战南昌队，九江球迷远征南昌的一幕重演，不过时代变了，除了乘坐球迷协会组织的大巴外，更多球迷通过城际列车和自驾到达南昌。

　　这一天，九江球迷是快乐而幸福的，九江队反客为主，3：2力克老对手南昌。南昌球迷也没有沮丧，就是这块场地，承载过无数的梦想与回忆，也见证了南昌足球的过去与现在。终场哨响，看台上两地球迷一起用手机点亮夏夜，熟悉的球迷还相约同往洪都夜巷、船山路，啤酒、撸串、叙旧。

　　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曾指出，在家庭居所和工作场所之外，人们需要如咖啡馆、社区中心这样平等开放的“第三空间”进行自由交流。足球场及其辐射区域——酒吧、球迷俱乐部、广场，正是当代城市中不可替代的“第三空间”。在伦敦的阿森纳球迷酒吧中，无论身份职业，红白球衣即是通行证；当利物浦安菲尔德球场几万人同声高唱《你永不独行》，这首歌曲便超越娱乐，成为打破隔阂的情感纽带。球场内外这种平等参与的氛围，使足球成为城市中稀释疏离、缔造共同体的独特溶剂。

　　2009年10月25日，是南昌市足球和南昌球迷的高光时刻。

　　中甲最后一轮，南昌八一衡源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有有队。比赛开始仅58秒，南昌队获得角球，外援马丁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槌攻门破网！当时记者就在球门一侧的摄影区，多年以后，那记头球顶破空气的清脆声音时有回响。

　　其后，南昌队气势如虹，以6∶1狂胜客队，冲入中超！城市球队的成功，少不了球迷的支持。像亮剑球迷大联盟、军旗球迷协会，每场比赛都会组织几百人去加油助威，大鼓擂响，战旗飘扬，口号齐整，场面震撼。

　　当天傍晚，南昌一片沸腾，众多球迷自发开车组队，敲锣打鼓前往八一大道巡游庆祝冲超成功，烟花和人们的欢呼声混在一起，成了这座城市的经典回忆。

　　其实城市和球市都是人类的创造，所以它们也像极了人生，有高潮就会有低谷，有欢聚就有别离。从2004年开始，人们为这支球队快乐和忧愁，也在陪伴中让生活有了味道。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2012年2月27日，八一衡源俱乐部和南昌8年的缘分走到尽头，宣布回迁上海，更名为上海申鑫足球队。一开始，城市感觉被抛弃，球迷觉得被背叛，球迷贴吧里满是失落，后来终究是时光抚平了创伤。甚至当申鑫遭遇保级危机时，南昌球迷还自发组织前往现场为球队加油。这一刻，城市成长了，球迷也长大了。

　　足球场就是一座城市集体记忆最鲜活的储藏库。巴西作家林斯·多·雷戈，J.曾称足球为“人民灵魂的戏剧”。当2005年伊斯坦布尔之夜，利物浦上演惊天逆转捧杯，那惊心动魄的剧本便不仅属于球员，也成为整座城市代代相传的壮丽史诗。同样，曼彻斯特慕尼黑空难的沉痛，亦化为曼联队徽上那只永不低垂的红色雄鹰。这些共同经历的狂喜与悲伤，塑造了城市共享的情感基因，其力量远非冰冷建筑所能比拟。

　　以球之名，赣鄱大地的百年文化演绎正在路上。

　　记者手记

　　城市文化与足球魅力的双向奔赴

　　7月20日，八一体育场的看台，是当晚另一片激情澎湃的海洋。比赛结束，8、9号看台的九江球迷“蓝衫军”们自发地清理所在看台的垃圾。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加油助威的彩带……都被仔细捡起，装入随身携带的垃圾袋中。

　　与百年前动辄拳脚相向比，球迷文化有了可喜的流变。赣超三轮下来，总计22.36万人次球迷到场助威，成为足球文化最动人的风景线。无论是赣州球迷创下观赛记录、鹰潭“龙虎山道礼”主题市集人声鼎沸，还是萍乡、抚州等城市赛场互赠伴手礼，以及九江与景德镇赛前互推城市宣传片的温情互动，都让赛事成为串联城市底蕴的文化桥梁，让足球的热情超越赛场，延伸至城市间的情感联结。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一切的当下，真实球场体验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温格曾说，主场球迷的声浪能显著提升主队表现，其效果犹如场上多出一名球员。当曼城球迷在伊蒂哈德球场掀起“蓝色狂潮”，当多特蒙德南看台的TIFO(巨型横幅或拼图)如金色瀑布般倾泻而下，这些震撼场景是任何高清转播都无法传递的共在感与沉浸感。足球场作为物理空间的价值因此被重新擦亮：它不仅是观看比赛的场所，更是现代人对抗虚拟化生存、在喧嚣中触摸真实温度、在人群中确认自我归属感的重要堡垒。

　　当下，除了业余的赣超城市联赛，江西还有三支职业足球队——江西庐山、赣州瑞狮、定南赣联。为各自的城市而战，足球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文明共舞。足球以其原始的魅力，为城市注入热血、归属与诗意的灵光；而城市则以其厚重历史与多元文化，为足球运动赋予超越竞技的深层含义。

　　正如一个南昌球迷在网上留下的那些话：“其实啊，我们追的不只是球队，更是英雄城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当足球的魅力与城市文化的积淀相拥相融，足球场便成为现代都市人不可或缺的心灵广场与精神圣殿。在那里，个体汇入群体，平凡拥抱传奇，在每一次振臂高呼中，我们触摸到城市灵魂最真实的脉动。

　　足球场是人类社群本能需求最具生命力的表达，我们不仅为球队助威，更是为自身的存在呐喊，为城市精神那永恒不灭的火焰添柴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