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赣鄱｜八一策划：铁血荣光

无名之碑

范剑鸣

　　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纪念大厅，当我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展柜上的“烈士英名录”鞠躬时，我突然注意到，两者的烈士数字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

　　讲解员介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瑞金有五万余人成为烈士，但留下姓名的仅有一万七千余人。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烈士，至今处于一种无名状态。这三万五千多名无名烈士，与英名册上的烈士，就像纪念馆本身的空间，既有实体的建筑，也有实体支撑的虚空。无名与有名，虚空与实体，彼此成全构筑了巨大的纪念。

　　作为一名记者，我习惯了“有名”，习惯了用5W(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公式面对一切新闻素材，习惯了从沉默的时空中抽取一些亮色的事物，为其命名或者扬名，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但在努力用文字抵抗消逝时，本身要面对巨大的空白。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底色，其实是无名。

　　带着这样的思绪，我来到烈士纪念馆后面的陵园，走进“无名英雄纪念区”，面对那块并不高大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心底平添无尽的沧桑。

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   钟水旺 摄影

　　2012年，瑞金市政府在烈士馆西侧征地31亩，扩建烈士陵园，设计了七处主题鲜明的纪念区域，包括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牺牲烈士纪念区、长征及以后烈士纪念区，以及这块无名英雄纪念区。

　　这是一个荷塘明媚、草木繁茂的小山坳，参差错落的纪念区，曲径通幽而又蜿蜒相通，无名英雄纪念区并不显眼但居于起始之处。隐秘的地宫，小型的广场，以及让人仰望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勾勒着不可忽略的历史真面目。纪念碑是一根方形柱，碑柱的四面，分别代表四个历史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其上，有无名烈士的浮雕。

　　这些浮雕上的塑像，显然是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实有的烈士风貌。这些浮雕的画面，除了服饰和器物能还原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这些烈士的模样，只能是一种艺术的想象。就是说，为了生动地纪念，为了更好地缅怀，后世的人们试图从虚空中打捞出一个个无名烈士，给予具体的面孔、鲜活的生命。

　　为无名烈士还魂，为无名烈士塑像，一直是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和所有文化工作者隐性的追求。事实上，瑞金的烈士，最有名的就是八个无名者。是的，来到红色故都参观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八子参军”的故事。从无名到有名，我曾经追寻过背后的曲折，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更触摸到值得敬重的历史逻辑。

　　2019年6月，我陪同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走进了小城的一家影院。这是一次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为主题的大型采访活动，有一个晚上大家集体观看了刚上映的电影《八子》。

　　满崽，哥哥，母亲，简单的人物关系。一个赣南的家庭，置身血与火的年代，亲情被战火撕扯。影片没有塑造八兄弟的田园生活，而是设置了一次又一次攻克敌人堡垒的情节和注定的牺牲。熟悉的演员，熟悉的主题，熟悉的人设，叠加的艺术塑造，让“八子参军”的烈士故事再一次走向经典化。

　　也许是过于熟悉，我置身影院并没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由于知道这是取材于真实历史故事，反而激起了我为烈士溯源的愿望。由于工作的便利，溯源的过程轻而易举。而让我触动最大的，竟然是这八位烈士，其实是没有名字的。

　　让无名者登上舞台，让无名者的故事走向经典化，这背后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艺术规律。

　　2005年的一天，瑞金几名文化工作者聚在一起，准备创作一部反映苏区时期瑞金人民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舞台剧。他们分别是来自瑞金革命纪念馆的邹亮辉、黄忠优，来自瑞金歌舞剧团的杨世琼，来自瑞金文化局的邹勇。

　　首先的难题，是寻找到最合适的历史素材。为舞台剧找到典型人物，在舞台上塑造典型形象，这是艺术的常识。对于瑞金的这群文化工作者，这其实并不是难题。在瑞金叶坪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有大量的典型报道。

　　他们咨询了瑞金市党史办的同志。他们找到了《红色中华》影印本。他们翻开了1934年5月13日第195期《红色中华》。果然，《瑞京扩红突击中的光荣例子》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故事。其中的人物身份各异，挖掘下去，都会是一台精彩的舞台剧。但瑞金的几位文化工作者，面对70年前的革命先辈，面对种种的光荣，最后选择了《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

　　《红色中华》的这则新闻中写道：“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他们八弟兄中，有一个很勇敢地报了名当红军。但是后来他们和邻人谈话的时候，却听见邻人说：‘你们八弟兄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他们便一怒而全体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作为记者，我注意到这里的新闻人物，竟然没有名字！

　　据邹勇后来向我回忆，为了创作这部舞台剧，他还深入到故事发生地——瑞金市沙洲坝乡七堡乡下肖小组，寻访烈士的故乡。年迈的老人们诉说着峥嵘岁月。他们沧桑的记忆中，有八弟兄当红军的故事，但具体的细节、具体的名字，无人能知。

　　惟一有人向他们提供的细节是，八子的亲属后来曾经为烈士造过墓，分别用八块红砖排列在旷野里，以供后人纪念。

　　舞台剧的创作起点，只能回到旧报纸上的新闻。他们对自己的选择非常自信。自信的理由，是故事的典型性。首先，“下肖区”，正是《红色中华》反复宣传和表彰的典型。在《金维映同声谈话——然之访稿》中，金维映分析了“下肖区”扩红工作的多个特色。

　　90余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些“工作总结”，并不能复原金维映脑海中火红的年代，但每一条特点后面，都会有无数鲜活的事例。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扩红的任务压在所有苏区干部的头上，落到苏区城乡的家庭。作为瑞金扩红工作的总指挥，金维映熟悉乡村的火热场面：儿童团出动了，少先队出动了，妇女们出动了。

　　这就是八子所处的时代，火热的扩红宣传，在他们身边展开。他们一齐参加红军的理由，非常鲜明。

　　《红色中华》的编辑们不久就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出了一幅漫画：黑色的线条和色块，勾勒出八子的样子，在“参加红军报名处”桌前的左边，依稀站着一位扎着头巾的母亲。她的对面，八个青年后生，衣服上层层补丁，但神情热烈无比。

　　而这些漫画，是无声的，这简短的新闻，是无名的。如何在舞台上展示，成为艺术家们一个难题。他们开始了命名。他们在下肖区，首先了解到八子的父亲，辈分应该是荣字辈，至于名字，他们有意地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字，叫显。

　　隐和显，正是这八位无名烈士走向舞台、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当然，这也是四位本土艺术家对舞台剧暗含的希望——尽管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将经由他们之手，在以后的日子大放光彩，反复被舞台和屏幕重新演绎。杨荣显，成为后世的人们信以为真的姓名。在革命旧址，在各个场合，在纪念场所，说起红都儿女的贡献，“杨荣显”送八子参军的故事，成为必提的经典。

　　而八个儿子，艺术家也根据当时乡间的规矩，从一生保，一直叫到七生保，再加上一个满崽。报纸上的“无名”烈士，报纸上的“著名”典型，终于完成了重新命名的过程。今天，《八子参军》成为景区现场教学课的经典节目，节目开头总是会提起红色故都的烈士，五万多人献身，仅一万七千多人留下名字。而八子，成为无名烈士和有名者的共同代表。

　　多年以后，这个故事不断感动着观众，包括将军和导演。2008年3月，迟浩田将军来到瑞金，看完瑞金市歌舞剧团演出的《八子参军》后，热泪盈眶，主动上前拉着当地演员的手振臂高呼：“瑞金人民万岁！”

　　2009年，央视一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在瑞金开拍，导演金韬在采风时观看了舞台剧《八子参军》，不但把八子的故事改编后放进了最后一集，还把舞台剧的主题曲《摇篮曲》改回了原名《哥哥出门当红军》，拿来作为电视剧片头的主题歌。就这样，八子的故事，与来自瑞金麻地乡传唱的民歌《哥哥出门当红军》一样，由无名的状态，走向了显赫的传播，走向了经典。

　　2019年，当我陪同媒体记者观看电影《八子》后，我不断地向来自全国的同行们溯源这个故事。我告诉记者们，这部电影是以瑞金的英雄故事“八子参军”为原型。这部电影的发布会上，赣南采茶歌舞剧院带来了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精彩片段。

　　“八子参军”，是一块艺术叠加起来的“无形之碑”，彰显了瑞金巨大而真实的牺牲。它与烈士陵园内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一样，试图从虚空中抓住无名者的名字，塑造烈士的模样，传扬烈士的事迹。

　　这就是历史真相。万家墨面起蒿莱。当年的土地革命，本身就是把无数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工农，从泥尘中扶起来。而无数尘埃一样漫过革命岁月的烈士，凝聚了巨大的历史能量。

时间在门槛上刻下铁军的番号（外一首）

毛江凡

象山南路119号的坐标

被一幢百年建筑的沧桑唤醒

被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标注

被一座陈列馆不朽的英雄传奇接续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时间的门槛上

张勋公馆落寞的马蹄声早已飘散

六角亭的凝望也淹没在赣江的波纹里

唯有1938年1月6日清晨的那一声号角

还在回廊与偌大的庭院里回荡

　　

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

以铁军的番号在这里集结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在嘹亮雄壮的军歌声中

一万名无畏的将士

就要开赴前线，誓杀敌寇

　　

而二楼的军部指挥室

当叶挺的作战地图

被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照亮

他站在桌前悬腕写下的“抗战到底！”的誓言

至今仍在陈列馆的史册中

闪耀着不屈的光芒

　　

抗战瓷上，我看见了

燃烧的热血

　　

在景德镇抗战主题陶瓷展上

我被一件件瓷器上满溢的抗战情打动

被130件瓷器上燃烧的誓词鼓舞

“抗日救亡”“誓雪国耻”“全民动员”“还我河山”

在一个个瓷盆、瓷罐、瓷壶、瓷碗、瓷杯上

我看见了天地英雄气

看见了燃烧的血性，温度高于1300℃的窑火

　　

在一个彩色瓷砚上

我看见了小桥流水、青松凉亭

一派祥和宁静的风景画里

题写的却不是风花雪月的辞章

而是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在一个造型别致、名为“胜利壶”的茶器上

我看见壶盖顶部被设计成一个紧握的拳头

象征着团结、协作、奋斗

构思精巧的壶把，则是镰刀状

寓意着勤劳、收获、勇气

而壶身上“争取胜利”“热爱和平”的篆书八字

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

更是中华民族永世追求的至高愿景

 

金戈铁马斩贼寇

宋海峰

　　时光荏苒，岁月留痕，南昌市象山南路119号——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中的一景一物，是记忆的钥匙，也是时光的见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为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南方八省(赣、闽、粤、湘、鄂、豫、皖、浙)15个游击区的红军、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南方八省各红军、红军游击队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夏顶酷热、冬冒严寒，昼行森林、夜宿山洞，战胜了饥饿、寒冷、疾病、死亡，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军事“清剿”，在抗日战争之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淬火。

　　在展厅中央的展柜中，静静陈列着一张已经泛黄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文稿影印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分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汇集成一道奔涌不息的抗日铁流，奔赴华中抗日前线。

　　青砖黛瓦之间印刻着红色记忆，眼波在展板的字里行间摇动。1937年12月中下旬，新四军军部筹备工作在湖北汉口进行。为更好地组织南方各红军、红军游击队完成改编任务，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南昌，初步完成了军部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充实，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完成了南方八省红军、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的任务。经过整编后的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党内称政委)，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1938年2月起，新四军各部队陆续开赴大江南北抗日最前线。

　　剑动三军气，当为万里城。新四军整编就绪后，按照党中央制订的正确战略方针，以机智灵活的战法，时而出没于青纱帐中，时而驾舟于湖河上，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更大的胜利。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抗日，在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序幕。挺进皖东后，粉碎日军2000余人的“大扫荡”，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先遣队在镇江西南韦岗伏击日军，击毁日军汽车4辆，击毙日军少佐以下数十人，此战称“江南处女战”。自此战开始，新四军第一、二两个支队在两个月内，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鏖战南疆摧寇胆，铁流东进挽乾坤。”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三打来安城，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南京，市郊的飞机场、雨花台、麒麟门等地也响起了新四军抗日战斗的枪声。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铁血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继续战斗。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在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在错综复杂的艰苦斗争中，继续坚持在华中敌后的抗日斗争。

　　展墙上的一组组历史照片、一组组战果统计表，定格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创造的一个个不朽的战绩。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近3万次，毙伤日伪军30万人；建立了横跨5个省包括8个战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光复国土25万平方公里。组建时只有1万人的新四军，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21万人。毛泽东同志曾称赞道，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这种不可思议的发展，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得到。

　　一部可歌可泣的“铁军”军史，就是一曲在抗日救国的征程中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将功勋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丰碑上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