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诗文的浸润中成长，与许多古代文人有过短暂的神交。若要问我最爱谁，非苏轼莫属，没有之一。卓越的才华、可爱的性格、斐然的政绩……但凡一点都让人钦佩不已，而苏轼却全部具备，实在让人为之着迷。虽然，通过文章片段、视频短片等，已经星星点点地拼凑了对苏轼的印象，但是对于一个“东坡迷”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于是，我捧起《苏东坡传》，跟着这位偶像一起完整地重走他的人生路，去深切体会一个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完成的精神蜕变，也重新思考自己的教育路、人生路。

一、真才华与真智慧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的殿试，苏轼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欧阳修、梅尧臣等考官一致感叹“大才”，都说要评为第一。因欧阳修猜测是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评为第二。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在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上，二十岁的苏轼和十八岁的苏辙给仁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到后宫，仁宗激动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拔了两位太平宰相！”宋仁宗嘉祐五年（1061年），在难度远胜科举考试的制科考试中，苏轼列为第三等（第一、二等都只是虚设，第三等同最高等），苏辙考入第四等。苏轼屡次拔得头筹，名动京城。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造，要为皇帝起草诏书，虽有固定格式，但需要引经据典。十几年后，一位姓洪的大臣来学士院工作，他对自己的文才颇有自信，问侍候过苏轼的宫人：“我的文章比苏东坡的如何？”宫人说：“也许他的文章不如你的华丽，但我从没看见过他查书。”苏轼的学识渊博可见一斑。 

苏轼的才华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他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更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读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你会惊叹于那穿越时空的哲思；品他的《赤壁赋》，你能感受到宇宙意识与人生感悟的完美融合；观他的《寒食帖》，你能在笔走龙蛇间触摸到他起伏的心绪。

然而，真正打动我的，不是他天赋异禀的才情，而是他将才华融入生活的智慧。被贬黄州期间，他研究出“东坡肉”，写下《猪肉颂》；在惠州，他陶醉于“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寻常快乐；甚至在偏远的儋州，他依然开办学堂，播撒文化的种子。这种将卓越才华与日常生活无缝衔接的能力，让我深思：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应教会学生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滋养生命的力量。苏轼的才华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从未脱离生活的土壤。

二、纯真性格与生命本色

如果说才华是上天的馈赠，那么性格则是个人修行的成果。

无论何时何地，苏轼都不隐藏自己的看法，只要觉得对国家、对人民有利，他就敢于进谏。王安石推行新法，宋神宗坚定地支持，苏轼在这样的情形下，依然能大胆劝谏宋神宗学会守静，不能冒进。即使批评新法的老臣、朋友、弟弟被治罪、外放，苏轼仍不知自保为何物，依旧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直言新法弊端，劝告皇帝不要用权力压制百姓。

苏轼率直天真，从不掩饰喜恶。司马光去世，程颐负责主持葬礼。程颐不让参加过祭祀大典的文武百官再来司马光家参加丧礼，又说司马光的儿子应该悲痛得起不了床，不应该出现在灵前。苏轼心中厌恶，忍不住说了一句“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指乡下来的冒牌叔孙通）众人听后哈哈大笑，程颐气得满脸通红。从此，苏程结怨。

苏轼的纯真，使他受了很多苦，也给他带来了更多不羁的快乐。相比如鲠在喉，表里不一，还不如一吐为快，恣意潇洒，远离自己讨厌也讨厌自己的人，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把酒言欢。在黄州时，苏轼晚上找朋友喝酒，喝的是朋友偷偷酿的私酒，因为没有下酒菜，还杀了一头重病的牛烤着吃。尽兴后发现过了半夜十二点，不能进城，苏轼就带着好友翻墙而入……这些无伤大雅的“荒唐事”，让这位大诗人显得更加可爱可亲。

苏轼一生三次被贬，足迹从繁华京城到蛮荒海南，但他从未被命运击垮。乌台诗案后，从仕途巅峰跌入人生谷底，他却在黄州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绝唱。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磨难中淬炼出的生命智慧。

这种性格特质让我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有些人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少了些趣味；有些人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少了些真诚；有些人怨天尤人，悲观厌世，少了些阳光；而有的人却是有才有情，坦荡踏实，无比真诚可爱……人到中年经历了一些事，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性格带来的挫折和幸福。为什么如此喜爱苏轼？因为想成为怎样的人，就会喜欢怎样的人。生命的本色已定，要继续喜欢！

三、大胸襟与大作为

苏轼最令人叹服的是他博大的心胸。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也不苟同司马光的全盘否定，这种不站队、只站对的独立精神，让他两边不讨好，用侍妾朝云的话说就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是他的不合时宜却守住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更守住了自己的清醒智慧和真诚本心。生活中，他的朋友上有皇亲国戚，下有耕夫野老，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这种心胸在贬谪生涯中愈发开阔。在黄州，苏轼远离朝野，自在闲居，开荒种地，研制美食，还创作了大量诗词。见黄州太贫困，有的人家生下女婴常常将其溺死，于是成立救儿会，自己带头每年捐钱。在惠州，他醉心当地的景色，更加淡泊、平静，并时刻想着如何为百姓做实事。在儋州，已经62岁的苏轼依然乐观向上，发展当地农业，制药救人，打水井防疾病，改变当地女人劳动、男人睡觉赌博的风俗，促进黎民和内地移民的团结友好，创办书院，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苏轼变得麻木冷漠，他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用豁达乐观的心胸迎接所面临的一切。他将每一个流放地都变成了精神故乡，将每一次挫折都转化为生命的养分。

仅仅会写诗，并不足为奇，让人佩服的是这样一个率性诗意的文人，竟做出了那么多大功业——治密州旱灾、蝗灾；治徐州水灾、修黄楼；开西湖、修苏堤……正是拥有忧国忧民的大胸怀，才会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以淡然之心过好每一天，以慈善之心对待每一个人。

这让我反思教育的本质：我们是否过于注重学生的成绩，而忽略了培养他们崇高的理想和包容的胸怀？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能否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能否在逆境中保持心灵的开放，或许比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

四、爱家人与不鸡娃

写苏轼写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但我还是想写一写苏轼与家人。

苏轼有一个豁达乐观的爷爷苏序、一个大气晚成的父亲苏洵，以及一个朴素善良的母亲程氏，在一个安贫乐道的书香门第中长大。苏轼敬爱这些长辈，长大后常常深情回忆年幼的情景。他与弟弟苏辙更是一辈子的家人、朋友和知己。他们兄弟共同努力，一起参加考试，一起被皇帝重用，也一起被贬谪。苏轼写的诗词中，有很多都是怀念弟弟苏辙的，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分别是结发妻子王弗、续弦妻子王闰之（王弗的堂妹）和侍妾王朝云。苏轼对聪慧如书的王弗尊敬又深情，王弗27岁病逝后，苏轼种植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并于十年后写下悼亡词，其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传诵至今。苏轼对患难与共的王闰之充满感激与愧疚，并在祭文中写道“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对灵魂知己王朝云，苏轼总是说“还是朝云了解我”，称其为纯洁天女，自己则为维摩诘，为其作《朝云诗并引》《赠朝云》等词，在朝云离世后，苏轼还筑六如亭，写下墓志铭给予朝云高度评价。

苏轼自己才华横溢，但对子女的期望却只是愚鲁平安、无灾无难。朝云给苏轼生了一个儿子，中年得子的苏轼非常开心，为这个小儿子取名为“苏遁”。满月那天，在《洗儿戏作》中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另外三个儿子的才华比不上父亲，但是在苏轼看来，这三个儿子都让人非常欣慰。他在给王巩的信中写：“子还可责同元亮”，将自己和陶渊明相比（陶渊明写过《责子诗》，责备五个儿子不仅没有才华，还不愿意勤学苦读），认为儿子们个个勤奋好学，只要“孺子可教”足矣。苏轼对孩子如此“低要求”、顺其自然的态度，值得当今每一个“鸡娃”的焦虑父母学习。

每一个健康向上的人，大多有一个温暖安全的港湾；每一个仁爱豁达的人，首先应该爱自己的家人。

合上《苏东坡传》，从教二十多年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我意识到，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对话。苏轼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才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取得多高的成就，而如何用这才华丰富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性格的可贵不在于永远乐观，而在于在绝望中仍能找到希望的微光；心胸的伟大不在于容纳多少知己，而在于能够理解甚至包容那些与自己不同路的人。

明天，当我们再次走上讲台，面对那些稚嫩的面孔，我们要记得：我们正在培养的，不是未来的考试机器，而是有可能成为像苏轼那样——有才华但不傲慢，有个性但不偏执，有胸怀但不失原则——的完整的人。

苏轼晚年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我而言，若他日回顾教学生涯，或许会说：“问汝平生功业，传道授业解惑。”这并非自夸，而是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州惠州儋州”，而真正的功业，是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活出苏轼式的饱满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