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4.5个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国家卫健委日前指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今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秀敏等发表的调研成果也显示，通过对6省份19363个婴幼儿家庭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家庭享有的托育服务仍以私立非普惠为主，比例高达60.76%。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托育市场的巨大需求，无论是民办幼儿园托幼一体化服务，还是家庭式托育的兴起，目前都存在一定的运营、监管、认知瓶颈，导致商业托育存在“需求热、市场冷、企业难”等问题。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徐阳晨

　　民办托育易陷入“营利困境”

　　“这一条街上有四五家私立幼儿园，但只有一家开设了托育班，接受1岁半到3岁的孩子，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北京市房山区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她家附近的托育班大都属于“高端”定制，学费动辄七八千每月，即使有三四千的平价托班，但师资和设施都不太令人满意。

　　为何诸多民办幼儿园对托育风口“想做却不敢尝试”？为何中小托育企业难以撬动巨量市场？记者调查发现主要有门槛高、营利低、生源不稳定、补贴少等因素。

　　“我们托育班30个学位，大约需要300多平方米园区，装修的选材、消防安全级别必须符合卫健委安全标准，前期一次性投入100万左右，如果满员每月学费是在15万左右，除去租金、人工成本，每月营收3万～4万，回本周期长，并且一直顶着招生压力。”北京房山区一位民办托育园长告诉记者。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钱雨指出，相比运营幼儿园，托育对师资的素养、德行和环境安全等都设置了更高门槛，民办托育“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根据国家要求，托育机构应当有自有场地或租赁期不少于3年的场地；混龄班不超过18人，师幼比最高不超过1：7；装修材料和消防安全均需高标准、高投入。

　　同时，相较于幼儿园阶段的三年“学籍”连续保证，生源不稳定，一直是托育园的“痛点”。“托班的孩子分两类，一类是父母双职工，家里的确没人带孩子，最早从一岁多就送过来，出勤比较稳定；还有一类是‘学前过渡’，为上公立幼儿园做准备，往往只入托几个月，周期短。”北京一所民办托育园老师道出实际情况，小托班孩子生病、闹情绪等状况多，出勤率低，易断档，学费收入波动较大。

　　这意味着办托育机构比办幼儿园，要面临成本难管控、成熟运营模式难觅、高质量师资难培育、风险难预测等诸多难点。

　　智研咨询《2022-2028年中国托育服务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发展趋向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托育相关企业注册数量为32176家，同比增幅114.92%，较2020年增幅150.85%，增速明显放缓。

　　2019年开始，中央预算将对纳入专项行动的示范及社区托育机构重点支持，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的补助。但对“私立园”转“普惠园”以获取托位补贴的主流方式，民办园仍有顾虑。“我有30个学位，在拿到了30万补贴的同时，必须下调学费，几乎是下降到过去的50%，如果要保证过去的运营支出，实际还是会亏损几十万。”一位杭州拱墅区托育创业者介绍，他正打算申请托位补贴，因为所在的产业园区给予了普惠园租金优惠，大大减轻了运营负担。“如果在普惠补贴的基础上，附加场地租金、税费等优惠，那么普惠园‘信誉好，生源稳’等利好将进一步释放；如果单纯算‘补贴’这笔账，民办托育的营利空间可能将被压缩。”

　　“要么满学位，降学费；要么空学位，追营利”，中小托育企业还需从“地段、生源、运营模式”各方面精打细算，因势利导。

　　市场供需错配更难把握“保教”平衡点

　　“是否有户外活动用地、外教、特色课程？混龄组班，老师是否对小月龄孩子更为照顾？”“营养餐如何？早教开发资质如何？”……随着托育供给的多元化发展，家长对托育质量要求水涨船高，但对同等质量的托育支出望而却步。“现在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好的上不起，一般的又不放心这么小的孩子去上。”一位家长无奈表示。

　　此前根据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最为关注托育机构的专业性和责任心，74%的人需要考虑价格因素。而被问到选择托育原因，“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选项最高。

　　从实际来看，家长对托育的“高质量”要求，一方面来源于育儿焦虑，希望在0～3岁成长关键阶段，托育机构能发挥专业科学教养功能，弥补家庭陪伴的缺失；另一方面，家长希望托育机构能提供更多个性化照护，在孩子饮食喂养、活动安全、需求满足上不输于“家庭角色”。

　　“保教并重”是考验托育机构综合实力的一道红线，其成效也决定着家长与托育机构的共育合作的走向。一些托育机构坦言，他们承受着更大的“保教”双重压力，家庭照护与机构照护方式上是有区别的，希望家长们可以正视差别，认同托育班的保教理念，放心地把孩子教给专业机构。

　　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托育“元年”潮水退去，幼儿园“缺孩子”的问题逐渐显现，而空位集中最多的民办托育园，也愈加感受到这种“冷热”交替的两难。

　　普惠兜底培育托育服务新增长点

　　北京蒙芽托育创始人岳静静在没有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下，坚持开办托育班数年，她认为，托育行业虽然存在巨大刚需，但不能走上“重资本、轻产业”的老路。“这个行业具有特殊性，对于身体和精神的消耗也非常大，从业者需要高度的责任心、耐心和安全意识，才能坚持下来赢得口碑。这需要漫长的经营周期，任何短视、盲从投资行为都难以为继。”在社会和政府共同探索的初期，她希望政府能在“托育服务师资队伍的建设、规范化的管理、发展托育人才通道以及相应的人才薪酬福利设计”上给予更多支持和引导。

　　面对民办力量薄弱这一现实情况，钱雨认为，归根到底要把普惠性托育做大做强，把普惠性托育看作公共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增加资金、场地、人力支持，保障普惠性托育机构可以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地提高托育服务，满足家长的需求。“既要马儿跑，也要喂马儿草。普惠性托育机构同样需要足够的‘养分’，使机构的课程、师资与环境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准上。”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托育的重视，附属于公办幼儿园的托班和普惠性托育机构正在快速增加。记者了解到，在上海，60%以上的公办园都开设了2～3岁的托班，未来公办园开设托班的比例有望达到100%。“公立托幼一体园正处于改革期，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以过去的运作方式思考现在的托育架构，‘园中园’有既定优势，也需要创新服务来满足新需求。”上海徐汇区一所公立幼儿园园长说。

　　钱雨建议，普惠性托育力争占市场的50%～60%，基本保障普通家庭基本需求，允许非普惠性托育服务占40%，为力有不逮的地方政府提供补充，鼓励家庭托育科学化，推动对托育机构的督导和培训，将增供给、降成本、提质量等一系列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举措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