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实行了土改运动，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1953年，吉安市政府也开展逐户调查定性工作，当工作人员敲开一户做小生意人家的门时，一位年近40，眉目清秀的妇女接待了他们，得知因为开了这家小店铺有可能会被划分为富农时，她激动地说：“我家世代贫农，我父亲是红军，是朱德总司令的部下，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朱德军长还抱过我呢……”这位普通的妇女就是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杨子达的女儿杨早燕。为了向人们证实此事，文化不高的杨早燕委托吉安行署民政部门的一位熟人贺传吉直接给朱德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述说了自己当下不幸的处境，请朱老总为父亲杨子达证明身份，并且询问父亲后来的踪迹。不久，朱德委托有关部门给吉安行署回信，信中写到：孩子，父亲肯定是牺牲了，如果有困难可找当地政府解决……。信中还证明杨子达确系革命烈士，明确其子女亲属应享受烈属待遇。1956年吉安人民委员会为其家人颁发了烈属证和烈属牌。

杨子达，湖南宜章县人。湘粤边界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广东乳源地区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创始人。他1923年就投身革命活动，192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宜章县秘密农民协会，后担任农民协会委员长，并积极组建宜章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1928年初，杨子达在杨家寨接应朱德部队，在休整的5日中周密部署，配合胡少海组织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当时就住在杨家寨。他对我们进驻这个寨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4年6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获知在井冈山风景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工作的杨静就是杨子达烈士的弟弟杨子通烈士的后代，于是对她进行了专访。杨静稳重而端庄，在陵园工作了近20年，当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她有些惊讶，因为她一直很低调，没有跟外人说过自己的家史。在问及她与杨子达烈士的关系时，她才娓娓道来：“我是杨子达的亲弟弟杨子通的曾孙女，老爷爷杨子通当年也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因执行党的任务，在广东乐昌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只有31岁，幸运的是爷爷杨多良在战争年代里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关于太爷爷们的故事和家族满门忠烈的悲壮历史也是这么多年通过爷爷杨多良、姑奶奶杨早燕了解到的。”

杨子（志）通烈士证明书

1928年4月初，宜章县的党、政、军机关随湘南起义农军的大部队转移到井冈山。杨子达带着儿子杨绍良、二哥杨子运、四弟杨子通、堂弟杨子定、杨子盛及妻小共计16人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后来其中的11位家人陆续牺牲。杨静扳着手指告诉我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随子达太爷爷上井冈山的亲人们先后牺牲于湘、粤、赣、闽的土地上。子达太爷爷是1930年7月在福建龙岩的永福圩战斗中牺牲；他的妻子黄友梅1930年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他的两个哥哥和妻子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对敌斗争中先后壮烈牺牲；弟弟杨子通，也就是我的太爷爷在广东乐昌执行任务时被杀害，太奶奶也是牺牲在井冈山；两个堂弟也是在井冈山时期的战斗中牺牲；大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小儿子杨绍良侥幸活下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陆军第五十五军军长；女儿杨早燕和侄子杨多良在下井冈山途中失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姐弟俩才取得联系。”杨家的幸存者，虽然活了下来，但有的失散多年，有的下落不明，最后团聚的就只有3位：杨绍良、杨多良和杨早燕。

1928年，杨绍良9岁跟父亲上了井冈山，却因为父亲战事在身，很快他就与父亲离散。独自在战火中历练的他还担任了少先队队长，他勇敢老练，胆大心细，带领少先队出色地完成了很多艰巨的任务。但他太想念父亲了，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父亲，由于跟着红军队伍很长时间，他知道战场上枪声越激烈的地方，父亲就一定在那儿，他太想见到父亲，只要知道哪里有战斗，他都会自告奋勇地参加。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他不幸落入敌人的包围圈，一个红军警卫员为了让他迅速脱离险境，对着马屁股猛拍了几下，马跑的很快，杨绍良紧紧抓住缰绳没有摔下来。终于，当他又一次穿越战场的时候，突然看见父亲在硝烟中呐喊冲锋，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着“爸爸、爸爸！”最后声音被湮没在炮火中，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见到父亲冲杀的身影竟成诀别。

    八月失败后，组织上安排他的叔父杨子通护送他回乡投靠广东乐昌的亲戚。叔侄二人，一个化装成买草纸的，一个扮成小乞丐，沿路乞讨，风餐露宿，经过10多天的步行，到达广东乐昌县城。不料此时杨子通被敌人认出，被捕入狱，惨遭杀害。杨绍良一个人在客栈里等了许久，始终不见叔父回来，直到另一个做生意的小贩告诉他：“你的叔父已经被背着枪的人抓走了，不会回来了。”杨绍良十分难过，痛哭起来，但他没有张扬叔父被捕的事，而是擦干了眼泪，悄悄离开乐昌县城，独自找到了住在梅花镇的姑母。为了生存，不给姑母家增添负担，他四处做苦工。15岁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他隐约听到隔壁有人在说话，仔细一听，他们在讲共产党的事，他喜出望外，闯进开会的房子问：“叔叔，你们是共产党，你们在开共产党的会。”房子中的人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小探子，他低声而镇定地回答：“我叫杨绍良，我的父亲杨子达是共产党，是红军，他牺牲了。我要参加红军，我要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之后，他参加湘南红军游击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杨绍良一生中战绩显赫，曾参与宿北、莱芜、孟良崮、渡江等重大战役，1968年任解放军陆军第55军军长。

    姑奶奶杨早燕曾经跟杨静回忆起当年的生死离别时说：“1929年你太爷爷带着我们跟随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大余县新城镇正好是大年初一，我们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太爷爷只能把背在身上的小弟和良托付给了当地的一位老乡，并给了他两块银元请他照顾好孩子。当时他是想将我和绍良、多良放在马上一起带走的，我是女孩，不敢骑马，多良年纪太小根本坐不稳，几次都从马上掉了下来，你太爷爷没有办法，流着眼泪抱着我和多良，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家在湖南宜章杨家村，村前有一口大水井，井旁有一棵大树，你们如果能够长大，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老家。说完把绍良抱上马，拽着缰绳，几步一回头地看见我们一边追着马一边哭，一边大声喊着‘爸爸、爸爸’，直到马越跑越远。我们姐弟俩抱头痛哭，不久敌人追兵到了，指着我们问，你们是哪里的？哭什么？我骗他们说，我们的父母被前面的人抓走了，他们把我们当作是地主老财的儿女，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我就和多良一起就靠讨饭过日子。”

之后，杨早燕被迫留在当地保安团头目家里照看孩子，杨多良因为年纪太小干不了活，主人嫌弃他是吃闲饭的，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姐弟俩苦苦哀求主人不要把他们拆散，杨多良哭得撕心裂肺，但无济于事，杨早燕只好流着眼泪告诉年幼的杨多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是红军的孩子，好好活下去，有机会一定要来找我。”杨早燕在保安团头目家中当佣人不久后，被父亲部下一位姓朱的连长认了出来，将她救下并带回到井冈山，还将她送进了永新列宁小学读书。可惜时局动荡，很快湘赣革命根据地也失守，杨早燕再次变得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直到被一户人家收做童养媳，日子才算真正安顿下。

杨多良和姐姐自从1929年失散后，年幼的他先后被转卖了7次，因为战乱，最后还是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四处讨饭，直到路过赣南信丰县黄泥乡时被一位叫刘诗秦的老乡收养，他是跟着共产党闹红的进步群众，以做木匠为生，其弟弟也是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夫妇俩无子无女，虽然知道眼前的小乞丐可能也是红军的孩子，而且到处都是敌人甚嚣尘下捉拿红军的布告，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村里人也好言相劝，让他们不要冒此风险，说不定还会连累村庄人。但为了保护红军后代，善良的刘诗秦决定带着杨多良举家离开村子，找了一个偏远的山坳开荒种地生活下来，并改名为刘礼信。在养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他得以在深山沟里安然长大，娶妻生子，他善待双亲，侍奉床前直到老人们相继离世他才萌发了去寻找自家亲人的念头。

 

 

1953年，从未进过学堂的杨多良凭着幼时的记忆，托村里一个会写字的人代写了一封信，内容简单地写了他是杨家寨人，当年全家跟着红军上了井冈山。因为他始终记得和大伯杨子达分别时，大伯反复说的那句“我们家村前有一口水井，井旁有一棵大树。”所以他在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湖南省宜章县杨家寨，村前有一口水井，井旁边有一棵大树。50年代初，因大革命时期跟随湘南起义离开家乡的农军回乡寻亲的非常多，有很多像这样地址不详的信辗转到宜章，为了更好地帮助乡民寻亲，宜章民政部门下设了一个科室，专门管理此类书信，有寻亲的人来，便会翻看一遍。杨多良成为了杨家离散亲属中第一个写信回去的，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份执着的思亲之举，终于让他得偿所愿，能在有生之年和失散30多年的亲人们再次团聚。1954年，杨绍良回到宜章寻亲，当时他已是解放军的师级干部，当他在民政部门看到了杨多良的书信，非常激动，立刻寄了50块钱给他当做路费，邀请他去南京，但因杨多良没有文化，家离南京又路途遥远，他不敢出门，虽然那次的兄弟团聚并没有成行，但彼此终于建立了联系。1956年，杨早燕也回到宜章寻亲，偶遇儿时玩伴闲聊时获知在民政部门可以找到亲人的讯息，果然民政局的同志告诉她两个弟弟已经来找过亲人了，当看到了杨多良的书信，激动万分的她也立刻写信给杨多良，想带他一同去南京见杨绍良，但因为杨多良所在的山区交通十分不便，3人没有如期见面，只能保持书信来往。1957年杨多良走出大山来到吉安与姐姐见上了面。

1969年，杨多良决意一定要和哥哥、姐姐们见面。他们三方相约，他从信丰出发，杨绍良从南京出发，一起到吉安杨早燕家团聚，时隔34年，幸存的三位杨家的后代终于见面了。姐弟仨见面时，太激动了，大家抱在一起既开心又难过，稍微平静些后才分别讲述着他们分开后的悲惨处境，回忆起早已牺牲且永世不得相见的父母、亲人时，三人更是抱头痛哭。姐弟仨的患难深情也深深地影响着各自的家庭和后代，逢年过节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这个大家庭都会设法团聚或电话问候。

 

如今，杨静是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里的一名普通的“守陵员”。每天都在这个平凡而不凡的岗位上做着她认为的最稀松平常的“小事”：为陵园扫尘，为前来悼念的游客服务，为一些烈士的后代寻找亲人……她平静而坚定地说：“杨家幸存的第二代都已经陆续作古，第三代也都年逾古稀，我作为第四代杨家人能在亲人们曾经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工作，能为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4.8万革命英烈守灵是责任和义务，更是对杨家将士们的告慰，我们一代一代杨家人不会忘记为革命捐躯的亲人们，会继承他们不朽的事业，会永远记得家的位置……”

（作者：李归宁，女，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辑研究科科长

 杨 静，女，井冈山风景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