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王稼祥与毛泽东结下烽火知音情

“各位学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关键人物，他支持毛泽东反‘围剿’的‘诱敌深入’方针，在宁都会议上为毛泽东仗义执言，在遵义会议上投下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带回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还在这里与毛委员有过深入夜谈。”7月15日，在永丰县龙冈畲族乡张家车村甘节堂红色遗址，讲解员万海红对前来研学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员说。

他就是王稼祥。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比毛泽东小13岁，他从苏联学成归国、在战火中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革命情谊。

1930年3月，王稼祥学成归国抵达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编辑《实话》周刊和《党的建设》月刊，并发表多篇文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路线。7月，得知朱毛红军收到攻打南昌的命令却灵活转兵长沙救援红三军团时，他由衷感叹：“毛泽东同志，真乃聪明才智、精灵策略！”

张家车航拍图。曾健/摄

龙冈初会 深谙于心

1931年3月，王稼祥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在闽西虎岗，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写下的游击战精髓，那些字句让他联想到诸葛亮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的智慧，内心激荡：“毛泽东同志乘浓雾歼敌九千，活捉中将张辉瓒，这是奇迹，是奇才，实乃当代诸葛！”

“敌军虽众，却非蒋氏嫡系，各存异心；我军士气正旺，有民为盾，有地可依……诱敌深入，聚而歼之。”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宁都县青塘镇河背村召开，毛泽东身着粗布军装，挥着手臂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剖析战局。

坐在后排的王稼祥被这独特的战略分析深深吸引。这位从苏联回国的中央代表，虽曾受教条主义影响，但此刻被毛泽东对局势的精准分析所感染。

会议间隙，他鼓起勇气走向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毛泽东爽朗一笑，握住王稼祥的手：“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4月23日，中央局机关转移至永丰县龙冈乡张家车村。毛泽东、王稼祥也随部队进驻张家车宿营，毛泽东住在甘节堂厢房，王稼祥的住处与之相邻。当天夜晚，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两人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谈。

 资 料图。

“毛委员，我来中央苏区20多天了，所见所闻，历历在目，感受到苏区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情景。但因初来乍到，情况不明，地域不熟，还需请毛委员传授指点，共结心灵纽带。”王稼祥坦诚地说。

毛泽东推过一碗热茶：“稼祥同志的批判文章，我也读过，有理有据。”他打开铁皮箱，翻出一沓文件，“你看，这是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争论问题和一、三军团的发展沿革。”

接着就二次战争的反“围剿”动员、封锁一切消息、多方侦察敌情、组织战备训练、成立野战医院等诸项内容，详细叙谈了自己的思路和打算。最后毛泽东胸有成竹坚定地说：“敌军二十万分散各处，只要找准弱点，诱敌深入，依靠军民，集中兵力，灵活用兵，定能各个击破，逐次消灭来犯之敌。”王稼祥听完频频点头。

4月26日龙冈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将“弱敌”二字作了详细拆解：诸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军政素质、战略技术、占据地形等条分缕析，最终锁定东固王金钰部。他目光扫过众人：“严守纪律，绝对保密！走漏一丝风声，则前功尽弃！”

王稼祥站起身，声音清晰坚定：“我完全支持毛委员‘诱敌深入’之策！红军弱小，唯此方能在根据地粉碎强敌！”后来，王稼祥说，润之是我党俊才，红军英杰，龙冈初交，战斗情谊，将与日俱增。

修葺一新的甘节堂（毛主席旧居）。

宁都风雷 肝胆相照

这份由思想共鸣浇灌的情谊，很快便在疾风骤雨中展现出金石般的坚贞。

1932年，中央苏区笼罩在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压力下。临时中央严斥毛泽东“游击主义”“右倾”，要求放弃“诱敌深入”。10月的宁都会议，成了矛盾总爆发的战场。

当有人将“诱敌深入”批为“守株待兔”，甚至提出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猛地站起，狠狠将半截烟拧灭在桌上。“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不能临阵换将，红军的军事指挥非毛泽东莫属！”

他的声音带着震颤，却字字千钧，“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特别强调：“我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同乡，却不赞同他们的做法。支持毛泽东绝非出于小团体利益，而是基于对真理的判断。”

最终，毛泽东被迫离开前线返回瑞金。行前特地来道别，他紧握王稼祥的手，感慨道：“你和我是少数，我们服从组织决定啊！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你就别争了吧！”王稼祥安慰道：“他们心存不满，芥蒂颇深，是非曲直自有明了之日。泽东同志，回到后方要多保重身体啊！”

多年后，毛泽东仍清晰记得：“在教条主义营垒中，王稼祥同志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这份孤勇，不是盲目站队，而是革命者对真理的坚守。

王稼祥生前写道：“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老红军在甘节堂门前向研学学生讲红色故事。曾健/摄

征途星火 共铸丰碑

长征途中，湘江血战让红军折损大半。王稼祥腹部中弹未愈，躺在担架上随军颠簸，为当时战局忧心如焚。他找到同样因疟疾躺担架的毛泽东，“这样下去不行，李德的指挥，会把红军拼光的。该变了！”

毛泽东望着远山缓缓点头：“党和红军，是到了该动大手术的时候了。”王稼祥拖着伤体，辗转找到张闻天、聂荣臻等，力陈利害：“这样打仗不行，李德很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

1935年遵义，煤油灯照亮会议室的木桌。当争论陷入胶着，王稼祥再次站起来，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红军！”毛主席后来常对别人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是不行的，他投了我关键性的一票！”这一票，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基础。

1937年，王稼祥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翔实汇报毛泽东的情况与中国革命实情。季米特洛夫郑重表态：“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的领袖。”1938年8月，他病愈回国，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这一指示，转达了共产国际对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支持。

1943年7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载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从上海听闻毛泽东战术的无比敬佩，到龙冈灯火下的倾心长谈；从宁都会议的孤勇发声，到长征担架上的生死相托；从共产国际带回的领袖认定，到“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王稼祥与毛泽东的相识相知，是个人情谊的典范，更是历史抉择关头，真理之光穿透迷雾的见证。（作者：尹海平 冯都 艾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