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斗争中的电台战

2022-03-04 10:18 阅读
中国国防报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合影。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灵活运用电台实施通信联络、侦察、破译、伪装,及时掌握敌军企图和作战部署,有效提升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对挫败敌人阴谋,保存红军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巩固中央苏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先机制敌立大功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依靠这一部半电台搜获大量情报,使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将敌人打得焦头烂额。1931年4月上旬,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王诤带领无线电队日夜不间断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由于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向红军报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1931年5月12日18时,红军无线电队收到敌驻富田的第28师师部电台发给该师驻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我们现在住富田,明晨出发。”敌留守处问:“到哪里去?”敌师部电台回答:“向东固去。”毛泽东和朱德看到情报后,立即下达了“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一带有利地形,待机歼敌”的命令。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敌第28师全部和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同时还缴获国民党军一台100瓦的完整电台,俘获敌第28师全体无线电人员,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在随后的作战行动中,红军电台不断侦听国民党各部队间的往来电报,并以此制订战略部署。最终,红军以极小的损失,作战15天,横扫七百里,取得5战5胜,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的辉煌战绩。在第三次反“围剿”行动中,红军侦收到何应钦“限十天扑灭共匪”的电令,凭借缴获的密码本,将电报内容全部译出,掌握敌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后,红军立即决定集中兵力,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从敌人薄弱的东面打开局面,取得3战3捷。

1933年1月4日至5日,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在黄狮渡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第13旅,再占金溪。蒋介石电令第90师和第27师担任主攻,第14师和第5师负责牵制,红军依据敌作战部署分路设伏伺机歼敌。在6日午夜至7日凌晨,独自当班值机的曹祥仁突然发现国民党5部电台异常活跃,均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他快速转动旋钮、选台侦听,同时对5个电台信号选择处理,破译出敌人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企图分两路合击红军,第14师和第5师负责迂回切断红军退路。红军立即调整部署,红一军团、红二十二军星夜转移至枫山埠附近接敌,增派红五军团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14师和第5师。最终,红军在枫山埠一带重创敌“铁军”第90师。

在随后的草台岗战役中,军委二局截获敌第5军和第11师来往密码电报,红军三改作战计划,最终顺利围歼国民党王牌部队第11师,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行动。在这几次反“围剿”战役中,侦收的情报成为红军提前掌握敌人动态、下定作战决心的主要依据。

指挥高效同步调

自反“围剿”作战开始,红军无线电队一直使用这一部半电台进行单向通信,只能搜获情报不能沟通联络。最初,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毛泽东和朱德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前方有事时,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东固一战,红军完整缴获了敌第28师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于是,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泽东、朱德到前方;王诤、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不久,王诤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急电,敌企图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面对蒋介石调集的30万大军,红军总部通过无线电联络指挥两个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线,再由西至东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歼灭,取得6战5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的电台增加到10部。随着电台数量增多和技术力量增强,红军成立了无线电总队,主力部队成立无线电分队,并配置改装电台,建立起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电指挥网,保障了红军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中央苏区还前后数次向湘赣苏区输送无线电通信人才和无线电台,以打通联系。

1931年6月,红军前方电台同后方办事处电台实现我军第一次无线电通报联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由此正式开始。1931年9月,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建立通信联络,完成首次通报,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上海地下党组织搜集到的敌军事情报,可通过无线电源源不断提供给前方,有效配合前方斗争。毛泽东曾评价,“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部队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暗中角力识“天书”

由于多次“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加强了无线电通信保密和密码使用,先后明文规定“党内交流要使用密码”“各个部队要不定时更换密钥”,还特聘国外专家为其重新编排电台密码,红军侦收的电报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对此,红军成立专门侦收和破译无线电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一面布置侦察台抄收密电,通过战况实际分析敌军电报;另一面向周恩来、王诤请教编码规律、敌密码编制和使用规律。1932年8月,红军取得宜黄战役胜利后,缴获国民党军第27师大量电报底稿。曾希圣在敌第9路军司令孙连仲所发30多字的密电中找到线索,他指示侦察台重点抄收孙连仲电报。同时,根据发电习惯、行文风格,比对电文,前后猜字连结,还原出敌“展密”密码本。1933年初,国民党开始使用非明码做底本、上下左右没有固定关系的特别密码本“猛密”,并且更换频繁。即便如此,曾希圣带领人员用7天时间成功破译,全部掌握敌基本位置、行动企图、部署调动、装备补给和口令信号,为红军后续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敌人在“围剿”行动中,还不断加强对我军情报侦收。周恩来在吸取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特点,创编我军最早应用的高级密码“豪密”,只有对话双方各持一本相同书刊按约定顺序查找对应字句,方可翻译电报,实现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予敌军分析的机会。为保证我军无线电通信安全,自1932年起,中革军委相继发布了《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关于保障无线电密码通信安全的密令》等无线电通信工作法规,强调无线电通信保密极端重要性,对通信联络保密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要求防止技术上失泄密和敌人窃听,建立了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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