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行书与董其昌
八大山人是一位大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和行书，草书是他的拿手好戏，行书是他的强项绝活。
一、
要问八大的行书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后来是东晋的王羲之，先前却是明代的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今上海松江人。晚明最著名的书法家，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齐名，其书法特点：一是喜欢用淡墨，淡雅清朗，天姿秀润。有时用了一点浓墨，也要用细如游丝的娟秀的点画来冲淡；二是重“文人气”、“书卷气”，讲究“中和宽厚”、“温柔敦厚”、“儒雅平淡”；三是篇幅较短，字体较小；四是讲究笔法的含蓄蕴藉和灵动，他非常推崇米芾对藏锋的运用，说：“米海岳‘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千年书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大约从1666年开始，到1678年十余年间，八大山人的书法越来越受董其昌的影响。比如：
《花果图卷》那段题识：“写此青门贻，绵绵咏长发。举之须二人，食之以七月”（见《八大山人全集》第1册第28-29页）。
《花卉图卷》（见《八大山人全集》第1册第30-32页）那三段题识：“粉蕊何能数，盘英绝似球。好将冰雪意，寄语到东瓯”，“闻道紫苑黄，姚家称别品。何如新紫花，深黑如墨渖”，“天下艳花王，图中推贵客。不遇老花师，安得花顷刻”。
1666年，41岁的《墨花图卷》（见《八大山人全集》第1册第34-37页）有五段题诗和行款、题识：“蕉荫有鹿浮新梦，山静何人读异书”；“抛出金弹儿，博得泥弹休。不似丛林槵，颟顸而两眸”；“洵是灵苗茁有时，玉龙摇曳下天池。当年四皓餐霞未？一带云山展画眉”；“月色和云白，松声带露寒”；“为橘老长兄戏画于源西精舍”。
1671年，46岁的《个山传綮题画诗轴》（见《八大山人全集》第3册第669页）：“青山白社梦归时，可但前身是画师。记得西陵烟雨后，最堪图取大苏诗。”
在上述作品中，八大书法的结字、笔致全学董其昌，一是在点画之间细若游丝的连笔萦带和左右顾盼的相互响应，二是字的分间布白有意放宽，它与字之间的距离比较稀松，八大的书势、行笔与董其昌的行书十分相似，有董其昌的用笔虚灵和流畅，显现出一股细腻、光润的书卷气，只是比董其昌略为单薄，但疏朗、雅致、流畅，深得董氏神理。
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八大对董其昌的学习，有了明显的成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1677年（康熙十六年丁巳），八大山人52岁，他创作的《梅花图册》九开之四是一首五绝诗：
《梅花图册》九开之四，《八大山人全集》第3册第674页
这首五绝写的是——
泉壑窅无人，水碓舂空山。
米熟碓不知，溪流日潺潺。
这首诗是说：整条山泉沟壑空荡荡的，窅无一人，就是一个水碓在那里舂米。米早已碓熟，可是水碓却浑然不知，还在空山之中一下一下地碓，旁边的溪流整日里还在那里潺潺地流淌。
这幅书法作品内容写得空灵，禅机盎然，字也写得平淡、放逸，秀润滋润，字与字之间宽绰疏朗，姿态生动，字里行间有一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脾。
这幅《梅花图册》中的五绝诗在书法上是典型的董其昌风格，且纯熟、自信，几可乱真。如果没有落款“个山书”三个字，还真会让人错认是董其昌的手笔。
此幅作品右上角钤有“掣颠”的白文长方形的起首印：
结尾还钤有白文方形的“释传綮”印、朱文方形“个山”印：
八大山人学习董其昌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清]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云：“山人书法尤精，……其行草颇得董华亭（董其昌）意。”
二、
八大转益多师，遍学古今天下名师，但影响终身的却只有董其昌。为什么八大这么推崇、并下功夫学习董其昌呢？为什么董其昌对八大书法的影响能贯穿八大的一生呢？
首先，与八大的人生遭遇、思想历程密切相关。在明清交替、清兵攻下南昌的时代转折中，八大山人23岁时逃入寺庙，躲进禅林。八大做和尚，虽是被迫，却十分认真。他静心礼佛修行，规规矩矩做佛事，老老实实学禅理，时间不长，就深得禅机，造诣甚深，“竖拂称宗师”，主持一方丛林。与此相对应的，他在儿时擅长米家小楷的基础上，把欧阳询的楷书写得出神入化。欧体的那种瘦硬刚劲、法度严谨与八大的中规中矩、小心谨慎的逃禅生活是相一致的。
但到40岁前后，这时他做尚已有十来二十年了，政治形势虽然还很严酷，却不像以前那样追杀明室成员的风声鹤唳、血雨腥风了，再说，八大对佛理禅宗不但在规矩、知识上有了了解与掌握，更是对禅学的思想、精髓有了领悟，他获得了一定的身心自由，他的世界观有了更多的清脱、空灵、圆融，这在书法上，欧体就难以表达和抒发他的思想情绪了，于是，他的书法实践就转向了董其昌。
其次是董其昌本人的情况。董其昌综合了八大所注目的大部分书法家的成就。董其昌书和画俱佳，在绘画和书法上都能极大地影响八大。董其昌的书法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八大。八大不但临学董其昌的书法风格，还努力实践董其昌的书法理论。
第三，八大学董其昌还有风气所及的因素。清初盛行两种书风：一是欧阳询的楷体，横平竖直、端方拘谨;一是董其昌的行书，流畅疏朗、清脱雅致。而康熙年间董氏书风流行，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极力褒奖。御笔《跋董其昌墨迹后》称赞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由于皇帝的提倡，康熙时代的书坛是董其昌的天下。学习董其昌的书法，成为当时的风尚，也有很多客观的便利条件。
三、
所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八大学习董其昌的影子。
首先是学习董其昌的书法历程。董其昌由唐及晋，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谓始学颜真卿，后师虞世南，还学过褚遂良、欧阳询、李北海、杨凝式、米芾，逐渐“以为唐书不如晋魏”，转学王羲之和锺繇，深得魏晋书法韵味。八大也是遍学大家，然后直追魏晋。王方宇先生曾在《八大山人的书法》中概括道：“最初，他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稍后，他学董其昌的行草，再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廓。用此法多方试探，未获满意的成就。曾试临古人各家字范，从各大家作品中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中锋圆润，婉约多姿、厚重浑成且富有晋人含蓄风格的草书。”
其次，学到了禅理。董其昌的书法和书法理论都有浓浓的禅味。《明史·文苑传》就说董其昌“通禅理”。而八大的字，禅意禅味也特别浓厚。
第三，学到了如何临帖。董其昌认为书法要临帖，但临帖应像习禅，不执死法。禅宗最忌讳粘皮带骨，死煞句下。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论述如何临帖时，讲了药山（今湖南常德）惟俨禅师的一个观点：和尚要看经书，但不能拘泥于经书，而要把经书看穿，即使是牛皮也须看穿。禅宗始祖达摩传《楞枷》，五祖弘忍传《金刚经》，虽然都没有离开语言文字，但最后以“字句非字句”作为结束，为什么呢？因为禅宗认为不可执文字相，要“依义不依语”，“得意而忘言”。董其昌接着说：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故为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书，谓说定法也。就是说，今人学书法的临帖，要把名家的字帖当作牛皮，把它看穿。要学古人在翰墨之间的淋漓神气，随意所如，自成自家的体势，自成自家的风格。
书法家常说：“唐人重法，晋人重理”。这是说唐人的书法不如晋人。但什么是“理”呢？一般人常常认为是指诸如李斯的笔法、蔡邕的笔势、卫夫人的笔阵、王羲之的笔势、王僧虔的笔意等道理。但董其昌认为：这些“理”都是一些规矩、准绳、法度，都是“筌蹄”，是第二义的东西。晋人所重的“理”，是神理（心性），是第一义的玄理，是忘形而后得的意。在主观上是意境（意言境），客观上是天然妙趣，是实相真如。董其昌认为：书家的这种“神理”，心性，每个人本来就具备，正像儒家所说“人人皆可成尧舜”，佛家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悟”。所以，董其昌认为：
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
书法临名帖，就像在路上突然遇上一位奇人高人，大可不必把这个人的耳朵眼睛、手脚、头脸琢磨得清清楚楚，而应该体会观察他的举止笑谈，体会他流露出来的精神气质。学习书法时临前人帖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僵硬地模仿照抄外在的笔迹，而应把握其气韵，这才是书法的“神理”（心性）所在，心中有书法之道的这种根本，就会自然流露于外，这才会有好的书法。（田光烈：《佛法与书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25页）
八大山人也一样，临帖很多，却全然是一副“依义不依语”的禅师派头。不管什么人的字帖，哪怕是王羲之的《临河叙》（《兰亭叙》），也是你王羲之是你王羲之的，我八大是我八大的，结果，说是临王羲之，字却全然就是八大自己的风格。
第四，学到了执笔、用墨和布局。董其昌说：“吾所云浮，须悬腕，须正锋地”，八大晚年书法，行笔全用中锋。董认为“作书最要泯没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用笔之难，难在遒劲”，八大的行草，笔画自方转圆，苍劲古朴。董其昌说“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八大则淡墨作书，湿润有度。关于结构布局，董其昌说：“作书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古人作书必不正局，盖以奇为正”。而八大行书恣意率性，结字大小错落。（王亦旻：《影响八大山人晚年书法风格的几个因素》，《八大山人研究大系》第八卷·下，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第五，学到了一个“淡”意。董其昌的书法十分注重一个“淡”字。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一般人学书法，往往以姿态取悦于人（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而我自从学了柳公权，才悟到要在淡处用笔。他还自得地说：我天性喜欢书法（“性好书”），没有一天不练字（“无日不执笔”），所以字中有淡意（“故书中稍有淡意”）。董其昌不但为自己的书法有淡意而自得，还以有没有淡意来区分古人书法的优劣高低。他认为唐代书法家林纬乾书学颜真卿，萧散古淡，才没有虞世南、褚遂良那些人的妍媚习气。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喜用淡墨，就有潇疏秀逸的神韵，人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怀素的晚年作品《小草千字文》完全是以淡取胜。董其昌在《跋怀素小草千字文》中说：张旭和怀素都以王羲之为师，再加上狂怪怒张的特点，人们就多有批评。但怀素得到了王羲之“淡”的特点，所以就胜过了我们这些人。王羲之的草书是没有办法学的，而怀素从淡处着笔，真是得其要领。
怎样才能具有“淡”的意味呢？董其昌说他是学了柳公权。柳公权主张“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书法“须善学柳下惠者参之”，“笔正”“心正”就是说心要平静平淡，要像柳下惠有坐怀不乱不动心，只有心平静，字才有淡意。柳公权立身行事，也极其淡泊。夏天，唐文宗与一帮学士联句，唐文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他的词清意淡到了如此地步。董其昌大力推崇柳公权这一点，并说他学了30年的书法，才懂得这一道理（“余学书三十年，见此意耳”)。（田光烈：《佛法与书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27页）
八大山人的字也是一样，淡墨秃笔，生动灵秀，含蓄内敛，圆浑醇厚，十分“清淡”。当然，八大的“淡”还不同于董其昌的“淡”，八大的字，是没有了浮躁心，没有烟火气，没有油烟味，八大写起字，心平气和，甚至没有了“提”、“按”，没有情绪的波动，没有大呼小叫，哪怕是写草书，运笔如风，心却不动，就这样淡淡地写过去，字也就淡淡地呈现开来，十分有“味”。
本文是对拙著《不语禅——八大山人鉴赏笔记》第6篇第3节的改写。
作者：姚亚平
编辑：陈婷 审核：李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