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陶渊明以一篇立意高超如行云曜月，文辞畅达如流水归舟的《归去来兮辞》，告别十二年左右的仕宦生涯，开始了自耕自种、饮酒读书的田园生活。这一篇短短的文章不仅是陶渊明心声的吐露，还开创了中国文化里的“归去”主题，更像一个号角，一声亲切的呼唤，时时在后世那些渴望自由、寻求超脱、怀念故土的人耳边响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有一种说法很有趣，如果陶渊明不是生长在江西九江，他是否还会这样眷恋田园？九江襟江带湖，坐落在长江边，还抱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一江一湖已经让九江云蒸霞蔚、水汽氤氲，这还不够，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在九江境内纵横交错汇入长江，把九江滋养成“天下眉目之地”，鱼米稻粱之乡。

　　山能聚水，水亦养山，九岭幕阜山脉蜿蜒腾跃于九江腹地，孕育出雄、奇、险、秀的庐山。巧得很，庐山又名匡庐，作为商周时期隐士匡俗隐居之地而闻名，隐逸的基因早已在这片大地留存。大片湖泽湿地，沃野千里，吸引了全世界的候鸟来此栖息越冬，“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陶渊明这些广为流传的诗句与他生长的这片云水之地的气质高度吻合。

　　在《归去来兮辞》里，陶渊明简直是一路欢歌回到他的田园，“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读到这里会有一个奇怪现象，千古读者似乎都感觉到了迎面吹来的微风，头发和衣襟都被轻轻吹动，心情顿时无比放松，一股喜悦从心底涌现。

　　在文中，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设想应该和《桃花源记》比照阅读，他杜绝一切政治上的社交应酬，只和亲戚邻居农夫闲话，和孩子们游戏，读书饮酒逛菜园子，耕种耘籽，闲暇登高歌啸，临水赋诗，入山行走，驾船闲游。他可以是那个“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的渔夫，也是桃花源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村民，唯独不是什么太守之类的官员、刘子骥一流的“高尚士”，更不作兴什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自矜清高的生活。

　　历史上一直有很多人怀疑陶渊明回归田园后的生活，认为他是一个有僮仆的小地主，种田种豆都是消遣，并不以此生活。这种言论的根据一，是陶渊明出身贵族，做过官员，还有亲戚是长沙郡公，来往的一些朋友比如颜延之也是地方长官，再穷也不会穷到哪里去。而且《归去来兮辞》里不是写了有“僮仆欢迎”吗，可见“家贫”两个字是和贵族比，比上不足比下是有余的，绝不可能像个农夫一样去地里刨食。

　　这种论调在士大夫阶层曾占据主流，因为他们以自身来度陶渊明，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有的像王维一样在山水优美的地方做一座别院，过着精致的田园生活，或者偶然寄居在农夫家中，体验几天返璞归真的乡村生活，还有人写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李绅《悯农》)的诗句，却追求骄奢淫逸的物质享受。这些人是无法真正走近陶渊明的。

　　陶渊明回归田园在四十一岁左右，到他去世有二十多年光景，他究竟是过着《归去来兮辞》里僮仆迎门、逍遥自得的生活，还是穷困潦倒、辛勤耕作却还是饿肚子的生活呢？陶渊明其实在诗里非常坦诚地交待了一切。

　　公元405年冬，陶渊明归家。408年，家中遭火灾，《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夏天火灾，容易起火又难扑灭，房屋被烧了个干净，陶渊明一家只能暂时住在船上，粮食也来不及转移。

　　大约两三个月，陶渊明搬家了，没有回原址，而是住在“南村”。这里人口比原来多，邻居里还有着“奇文共欣赏”的“素心人”，虽然茅庐不大，仅能容床席而已，陶渊明依然欢喜称意。

　　公元410年，陶渊明写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些诗句既写了劳作的艰辛，早出早归，又有生活贴切的描述，农民出去做活从来不打空手，回来的时候扛着柴禾。如果说这些还可以通过观察的角度来写，那个农事归来以后在屋檐下洗脸洗脚，坐下来喝酒的人，除了陶渊明还能是谁呢？“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肩着农具出门，安慰路上遇见的农人，这个“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人物，岂是那些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隐士之流？“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阅读这些诗句，好像能闻到泥土里亲切的气味、在田野里跋涉时折断的草茎清香，听到农人聊起庄稼漫不经心的絮语，看见锄头挥出去落下肌肉的伸张，汗水渗透麻布衫子又被清澈山泉洗泼后的潮迹，这些气息既无法伪造，也无法模仿。

　　陶渊明存世一百多首诗歌里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关于劳作，一年四季种瓜点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深谷汲水，深山负薪，东篱采菊，壶浆劳邻，不管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苦，还是“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的恶劣环境，“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的清贫，甚至“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困顿，他都不改初心。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庄稼长势不太好，“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遇到虫灾，“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生活窘迫，这些他都不讳言，好像从来不怕别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讥嘲。

　　在安静的田园生活间，他仍然关注时局的变化。公元420年，刘裕篡晋自立，骇人听闻的是为了符合图谶所言“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刘裕刺杀晋安帝之后立晋恭帝，然后再次杀害。这一年，陶渊明写了《述酒》诗，对人类文明历史里那些与文明不相符甚至相悖的做法进行了最大的谴责和哀悼。

　　陶渊明待在家里喝酒写诗，好像不和外界发生联系，但是就像桃花源一样无法阻止别人闯进他的世界，给历史留下几段逸闻。

　　比如有一任江州刺史叫王弘，是名相王导的曾孙，他很仰慕陶渊明想结识他，上门拜访，陶渊明却称病不见，他就结交陶渊明的好友庞通之等人，让他们代为说合。他打听到某日陶渊明要去庐山，就请庞通之等人备好酒，提前在半道上等候。

　　陶渊明看到故人约酒，就在野外畅饮。喝得高兴的时候，王弘就走出来和他相见。志书上说他们欢宴穷日，陶渊明没有穿鞋，王弘就让手下人替他做鞋，陶渊明直接伸出脚让他们量，大大方方毫不扭捏。后来王弘多次遣人送酒和钱给陶渊明，留下了“白衣送酒”的典故。

　　庐山东林寺为佛教净土宗祖庭，大师慧远成立白莲社，广邀贤达，据说大诗人谢灵运曾想加入却不得门路。慧远想请陶渊明入社，某日请他赴宴，陶渊明希望宴席上可以饮酒。饮酒是违背佛教教条的，但是主人仍然答应了，为他备酒。最后陶渊明还是没有加入白莲社，“攒眉而去”。据说陶渊明虽不入白莲社，却与慧远等人结为好友，某日慧远与一位道士送别陶渊明，聊到投机处，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上的小桥，传来老虎的吼声，原来慧远大师曾立誓终身不过此桥。三位智者不禁相视而笑，这就是著名的“虎溪三笑”故事。

　　陶渊明甘于贫困也安于贫困，对于自己的选择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愧对家人。“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其七》)“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作为一位丈夫，他对同甘共苦的妻子抱歉，作为仁爱的父亲，他因为不能给孩子们提供舒适的生活而感到愧疚。

　　陶渊明曾写过一首调侃儿子们的诗《责子》：“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将五个儿子统统“损”了一番，结果引发后人对陶渊明教育失败的议论，其实诗里洋溢着陶渊明对儿子们的慈爱，这种轻松玩笑的口吻绝不是传统家庭里“严父”所能表达出来的。黄庭坚看得通透，他说“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陶渊明不仅对子女有慈父心肠，他对所有人都具有宽宏悲悯的心怀。有一次陶渊明曾派一个农家子到家中挑水取柴，他在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去世前一年，陶渊明因为“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昭明文选？陶渊明传》)，长期耕作营养不良病倒。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陶渊明已经卧床数天“偃卧瘠馁有日”，瘦弱饥饿。檀道济大为感慨，说他活在文明之世，为何“自苦”到这份田地，就劝他出去做官，陶渊明再次拒绝。

　　檀道济以为苦的，陶渊明当然知道苦，只是他所追求的道路遍布荆棘，饥寒只是其中的一环。在辞官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在岁月的磋磨中他也“贫富常交战”，但是最终还是“道胜无戚颜”。求仁得仁，他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公元427年九月，陶渊明在菊花的香气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陶渊明去世前不久，他写了《挽歌诗》和《自祭文》，“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生死关头陶渊明依然以充满幽默的诗意，向人世做最后的告别，给后人留下一个淡泊悠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