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欧阳修一直是庐陵文化的旗帜和象征，影响着江西乃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阳修文化丛书》，发掘欧阳修为人、为政、为学、为德、为廉等方面的时代价值，按照欧阳修的仕宦经历和学术成就，分为《宦海一生：欧阳修的仕宦经历与从政修养》《一代文宗：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与宗师地位》《六一之乐：欧阳修的学术成就与治学品性》《庐陵千古一欧阳：吉安社会历史的欧阳修印记》。

　　历史发展关键期开创精神的代表

　　历史的演进，如长河川流，不舍昼夜，平缓遄急，变化百态，然而必有关键河段，决定着下游走向。如长江之出三峡，如黄河之过龙门，终于一泻千里，奔腾入海。由唐入宋，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折，北宋中期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具体言之，其于公元11世纪上半叶宋仁宗赵祯年间积蓄准备，到下半叶宋神宗赵顼年间进入高峰。当时杰出人物荟萃涌现，群星璀璨，大多在仁宗时初露头角，而于熙丰变法时期大放异彩。因此，通过代表性人物的视角来观察那些历史时期，如前贤所言，可得登泰山极目四望，一览而众山小之效。

　　讨论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的历史，其代表人物非江西人杰王安石莫属，而观察宋仁宗时期的积蓄准备，聚焦另一位江西人杰欧阳修无疑最为恰当。在政事、学术以及诗文等众多领域，欧公都是当时的活跃人物与开创精神之代表。

　　人杰源于地灵，英才人物不能突兀而起，而是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家乡的土壤培育了名人贤士，名人贤士更以其丰功伟业回馈家乡，将其遗泽深深渗透于家乡的文化土壤之中。地方士民日常饮食起居，尽管常常浸润于无声之中而不自知，其受之于先贤者惠莫大焉。积极阐发先贤之丰功伟业，对于当今地方文化建设，实可期事半功倍之效。更何况如欧公者，又非局限于庐陵一地，其在华夏最为闪耀群星之中，实居于前列。

　　——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包伟民

 

　　欧阳修的历史时空

　　回顾中国古代政治之宽明及文化之繁荣，两宋时期应最受称道。两宋320年历史中，又以北宋仁宗朝最受推崇。仁宗在位的42年，呈现出典型的“士大夫政治”特征。其中又以庆历(1041—1048)和嘉祐(1056—1063)两个时期最受赞扬，以至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特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外无事，成宋朝完成局部统一后数十年太平之局面；二是人才济济，名臣士大夫辈出，文化空前兴盛。众多明星般的人杰之中，欧阳修当属极为璀璨者之一。庆历年间，欧阳修积极支持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与范仲淹一起标举名节，振励士风；嘉祐时期，与富弼、包拯、胡瑗并称“四真”(富弼是真宰相，包拯是真中丞，胡瑗是真先生，欧阳修是真学士)。欧阳修不仅在主持嘉祐二年(1057)省试中，力倡古文之风，而且在接替包拯知开封府一职后亦政绩有名，获“包严欧宽”之美誉。仁宗时期，欧阳修无疑是士大夫中的一面旗帜，在更新风气中发挥引领作用。不唯如此，后来英宗和神宗即位，欧阳修更在协助韩琦稳定政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将视野转向历史发展空间，宋代又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时期。南方的江西不仅是北宋都城汴京等地粮食的重要供给地，还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地区。从进士及第人数来看，两宋时期，江南西路是全国进士人数最多的路分之一，而欧阳修的故乡庐陵(吉州)则是江南西路进士及第最多的州，人数多达1066人，远超居于第二的抚州(400余人)。庐陵进士中著名者除欧阳修外，还有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等，但综合而论，则是欧阳修事功、学问、才名俱显，声誉最高。只以学问论，在文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皆有成就，同代人中，可相提并论者亦为数不多。因此，欧阳修实为认识宋代，尤其是北宋政治、学术以及江西地域文化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曹家齐

 

　　闪耀在华夏 灿烂星空中

　　在华夏群星闪耀的北宋，欧阳修究竟是不是最耀眼的呢？

　　论政事，他可能不如韩琦、范仲淹，但他是韩琦、范仲淹的同道，他为庆历新政鼓与呼，并协助韩琦完成最高权力的两次平稳交接；他也没有包拯那样令人瞩目的地方治理成绩，他的治理风格是润物无声的，他说“治民如治病”“但民称便，即是良吏”。

　　论文学，他可能不如苏轼，但他是苏轼的老师，是那个发现了苏轼并主动要避此人，令其出一头地的文坛领袖。他引领着时代的方向，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他的后学，在他的旗帜下继续向前。善于发现人才，不拘一格荐人才，一札荐三相，为政敌之子，为学术异己者，为政见不同者，欧阳修之格局气度，古今罕有。

　　论史学，以现代标准衡量，他显然不如司马光克制“客观”，但他的本意从来不在“客观”，“孔子作春秋”才是他的追求。他的千古知音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论儒学，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成就肯定不如张载、二程，以现代标准衡量，王安石也在他之上，但他是疑经惑古新思潮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推荐了胡瑗和孙复，他主张“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

　　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主盟文坛数十年，于诗、词、散文俱为大家，还是《新唐书》(纪、志、表)和《新五代史》的作者，宋代金石学的开创者……以上种种，俱是写实。是否最耀眼，又有什么要紧呢！

　　——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教授 赵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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