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奔腾不息，文脉绵延不绝。迈出浔阳楼，沿江而行，不远处就是古朴庄重、极具唐韵的琵琶亭。

说起琵琶亭，自然忆及白居易与《琵琶行》。公元816年的秋夜，浔阳江边，白居易挥笔写下千古名篇。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诗中对江州的人文、自然的描述，让世人以为，白居易对江州乃至整个江西印象似乎很不好。

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当然不是。

少时寄居 结缘江西

白居易眼里的江西如何？不妨回到唐代，回到其生活的时代探寻一二。

从新、旧《唐书》等史料中看，白居易早年与江西关联似乎不大。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从《白氏文集》等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在青少年时代，白居易就曾往来江西鄱阳与河南洛阳之间。因其长兄白幼文在江西浮梁县等地为官，白居易曾在江西寄居相当长一段时间。

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河南、安徽等地都遭了重灾，粮食极度缺乏，饿殍遍野。在洛阳城郊的白居易一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一大家十几口人面临生存危机。

白家是大家庭，自不能坐以待毙。危难时刻，白母毅然决定：一家人分散投靠亲友，寄食于四方。

对此，白居易在《望月有感》一诗中回忆道：“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一家人分居于五地，其窘状可见一斑。

当时刚满十五岁的白居易前往江西，投靠在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的长兄白幼文。鄱阳、饶州堪称鱼米之乡，浮梁为鄱阳属县，临近饶州，属江南西道（即今江西）。当时，白幼文任浮梁主簿，官不大但可确保家人衣食无忧。

白居易从洛阳一路南下，先到江州、饶州，再到鄱阳，最后抵达浮梁，一路艰辛跋涉。

对于早年往来江西的经历，白居易在《伤远行赋》中留下了动情的记录：“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出郊野兮愁予，夫河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阳而归洛阳。朝济乎大江，暮登乎高岗……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来兮秋风其凉。独行踽踽兮惜昼短，孤宿茕茕兮愁夜长。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谅夙夜而忧伤。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测而可量。”

直到兄长命令他送粮食回去救济亲眷，白居易才离开江西，贞元十五年春才返回洛阳，这成为白居易最长的一次江西之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江西是白居易的避难之地、救命之区。若无江西，白氏亲眷或转死于沟壑多矣。

时隔十四年后，白居易在《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中对江西有一段较为全面的评述。“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富孔殷，国用所系。兹为重寄，官付长才。”

简短文字中，流露出白居易对江西极高的评价。

屹立在长江沿岸的琵琶亭。

江州之贬 走进江西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中政局变化，白居易等一干人被贬出京。白居易主动申请来到江西，担任江州司马。

白居易为何“主动请缨”？细细推敲，原因有三：

首先，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代，江西特别是江州、饶州等地相对富裕，这对于他来说尤其关键。从白氏文集中可知，白居易家庭观念很重，且家族人口众多，存在一定的赡养负担。陈寅恪先生有过分析，即白居易初到江西时给元稹写信说司马月俸是四到五万，而后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提及月俸是六到七万。整体的收入水平，相当诱人。

其次，白居易还有一些亲族成员在江西及附近地区工作或生活。和亲睦族的观念，在白居易头脑中根深蒂固。他认为，自己到江州为官，多少可以接济或照顾有困难的亲友，正如他早年因灾荒去鄱阳投靠兄长一般。白居易到江州为官后一年左右，兄长白幼文等人便来江州投靠他了。

《祭浮梁大兄文》中记述道：“茕然一身，漂弃在此。自哥至此，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当亲友艰难时刻来江州投奔于他时，白居易由衷地欣喜。这之中，无疑有江州丰厚的俸禄作底气。由此可见，早年前往江西投亲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物产丰富的江西也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

再者，白居易对江西的环境相对熟悉。比起贬谪到陌生的地方，不如到自己曾经熟悉的江西更妥当。白居易早年在江西居住了半年之久，对江州、鄱阳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都有一定了解。更何况，江州境内的庐山，早就是白居易的向往之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白居易到江州不久，便在庐山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名士、僧道交游，惬意自得。

白居易对江西这片土地的总体评价，主要体现在他离任江州司马前夕所作的《江州司马厅记》一文中。

“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此文不仅表达了白居易对江州风物人情、地理人文的欣赏，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任江州司马之职的感怀之情，以及离任时的不舍。

浔阳楼。

何为“江州”真貌？

可是，白居易为何要在《琵琶行》中写下一大段对江州人文及自然环境的“恶劣评价”？

笔者以为，这与白居易当时的特殊境遇密切相关。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元和十年，白居易官场失意，被贬江州。仕途遇挫，理想破灭，心情低落，恰逢“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琵琶女，颇有惺惺相惜之感。琵琶女坎坷的遭遇及幽怨的琵琶曲声，一时掀起诗人潜藏心底的愤懑。满眼愁绪和无端烦恼，难免触怒于怀。笔下幽情，弦上心事，“江州司马青衫湿”，不过是文人抒情的一种表达形式。

事实上，白居易于江州任职，写下相当一部分“闲适诗”。从诗句中，可对白居易的悠游生活窥见一二。

如他在《舟行（江州路上作）》中说：“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此游。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这里完全没有《琵琶行》中的苦闷，而是一派喜悦之情。

至于其《汎湓水》一诗，更是愉快地写道：“湖山处处好，最爱湓水头。”湓水，即浔阳水，指江州山水。甚至，《琵琶行》“序”中也提到“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其心中愉悦自不待言。

在白居易人生失意之时，是江西又一次以其壮美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和淳朴的民风民情，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

任江州司马期间，白居易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来的汲汲于仕进，转向了淡定看待人世间。当他离开江州前往更为偏远的忠州（今重庆市忠县）赴任时，白居易丝毫没有悲苦之意，而是欣然前往。这不能不说，是美丽富饶的江西给了他人生开悟的灵光。（陈思锐 陈冬根）

 

编辑：张瑜  审核：黄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