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讯 记者陈春伟、全媒体记者朱正、邬强报道：“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1931年12月，被毛泽东称为“坚决革命的同志”的赵博生，率领1.7万人的国民党部队加入红军，中央红军骤增一半以上人马。他为何会选择“弃强投弱”投奔红军？又是如何带动整支部队起义呢？

　　秘密入党 革命理想高于天

　　1897年9月，赵博生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今属黄骅市)，入本庄私塾读书，后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皖系军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赵博生深受鼓舞，立志做一个“模范军人”，却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在军阀混战中，他三易其伍，却始终身处在一个尔虞我诈的圈子里，不禁悲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去拉洋车……”

　　在迷茫之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冯玉祥的“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让他看到希望。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便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9月，冯玉祥召集全军在五原易旗誓师，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应冯玉祥邀请改造西北军。在此期间，对革命心驰神往的赵博生创作出《革命精神之歌》：“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在北伐战争进展顺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赵博生对此感到愤慨：“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坚决地为工农劳苦群众奋斗一天！”1930年，中原大战打响，冯玉祥大败，其主力部队在河南郑州等地被蒋介石收编。赵博生不愿继续参与军阀混战，率领五百人，组成了一支“三民主义救国军”，然而这次尝试终究还是失败了。

　　兜兜转转，他又在原冯玉祥的亲信将领孙连仲的邀请下，前往二十六路军任参谋长。二十六路军原属西北国民军的部队，饱受蒋介石歧视，缺乏补给，1931年2月，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围剿”红军。赵博生不愿执行，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设法释放了。并且多次尝试接触共产党，却求访无门，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曾询问罗亚平：“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

　　多次寻找共产党无果，未曾想共产党人就在身边。二十六路军来到江西后，王超等共产党员打入该军，按照党中央的策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还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鉴于赵博生的一贯言行，特支决定先写封信试探一下。信由罗亚平趁工作之便，放在了赵博生的办公桌上。收到信的赵博生急忙拆开，并研读其中的内容。

　　一星期后，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小心地取出该信件，说道：“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关系。”他称赞道：“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说得完全对，不抗日中国一定亡！”见罗亚平不吭声，赵博生又诚恳地说：“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即刘伯坚)，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

　　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博生感慨道：“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

　　宁都起义 赤帜高擎赵博生

　　1931年9月，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二十六路军来到江西，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生活没有保障，再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仅几个月便死去了几千人，所以官兵普遍思乡厌战。“九一八”事变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都不愿继续留在江西“剿共”，他们联名敦促总指挥孙连仲拍电报给蒋介石，请准许回北方抗击日寇，以拯救民族与家乡的父母妻儿。可是，这种行动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反对，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

　　前进将被红军消灭，后退为蒋之军令不容。于是，总指挥孙连仲、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等先后离开宁都，官兵情绪愈加不振，特别是留下的一些高中级军官，伺机探寻出路的日渐增多。赵博生则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军官中开展工作。他给部队讲话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31年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突然出现一封电报，加快了起义的进程。赵博生负责妥善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和做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1931年12月14日，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对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及通往苏区的要道和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的人员，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他还以军参谋长的身份在总指挥部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席间，赵博生简明地向军官们讲清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出路，宣布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获得了大多数军官的拥护。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得以顺利进行。

　　起义成功后，赵博生挥笔写了“解放”两个字，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全城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在曙光中，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宁都古城上空迎风飘扬。1.7万名官兵跨过梅江，迎着朝阳，浩浩荡荡地开往苏区。宁都起义为中央红军送来了一个主力军团，并且给只有1部半电台的中央红军，一举添加8部电台、40多名技术员。

　　1938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在合影留念的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石碑留名 满腔热血染红星

　　这支刚刚起义的部队，虽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可是官兵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仍存在不足。为了改造这支队伍，赵博生严格要求自己，和官兵同甘共苦，并经常用谈心的方式启发官兵的思想觉悟，教导他们遵守红军纪律，去掉不良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

　　“在赵博生等人的领导下，红五军团的政治军事素质迅速提高，作战英勇，尤其擅长拼马刀。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马刀’。在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他红旗勋章。”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讲解员郭漂告诉记者。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四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左翼之长沅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己的敌人。敌军先是集中火炮轰击前哨阵地，紧接着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由于赵博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实施灵活的指挥，不仅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进攻，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而且扼守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战斗即将结束时，部队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弹中右额，光荣牺牲。

　　为纪念赵博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1933年8月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上建博生堡时，临时中央政府特意制作了一块生平碑刻，镶嵌在博生堡的内墙。红军长征后，博生堡被国民党军拆毁，这块“纪念赵博生同志”的碑刻被当地群众秘密抬回了家，反盖在鸡窝上得以保存下来。

　　如今这块碑刻静静伫立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碑刻右侧竖刻着“纪念赵博生同志”七个大字，碑文讲述了赵博生革命理想高于天，于二十六路军时秘密入党并发起宁都起义，率队奋战时满腔热血染红星的英雄事迹，供往来游客瞻仰。

　　记者手记：

　　回望赵博生的一生，他参加过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等，面对糜烂的局势，仍怀揣着“我死国生，我死犹荣”的革命理想信念。有志革命的他，摸索奋斗十余载，辗转多个部队，都未能寻找到出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身逢乱世的赵博生，则以亲身经历，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

　　“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宁都起义，赵博生等率领1.7万名官兵高举红旗，迎着曙光，浩浩荡荡地向苏区进发，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带领大家走上一条光明大道，闯出“五军团的马刀”的威名。在后续战斗中，赵博生常亲临前线，屡建战功，不惜献出宝贵生命，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身虽死精神长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