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科学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辩证融合
陈禹锟
今年以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战场。在美国,OpenAI的GPT-4、谷歌的Gemini、Anthropic的Claude等先进模型相继问世,不断刷新AI能力上限。与此同时,中国的悟道2.0、百川、深度求索(DeepSeek)等大模型也迅速崛起,与国际巨头并驾齐驱。人工智能已然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催生智能经济新形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根本方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如何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使其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又与现代具体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相融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必须通过与科学理论的深度互动、与具体科学的经验联系、方法论的系统创新以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来实现。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全球化和科技化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
一、哲学与科学理论:互动激发新思想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来复杂而深刻。西方传统哲学常囿于“扶手椅”式的形而上学思辨,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虽然启发了对抽象概念的思考,却因缺乏实证依据而难以直接指导实践。与此不同,中国哲学自《周易》起便注重“知行合一”,即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统一,如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从个体实践延伸到社会治理。这种传统为哲学与科学的互动提供了天然土壤。
当代哲学若要发展出合乎道理的体系,必须与科学理论深度融合。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颠覆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还引发哲学界对“时间”“空间”本质的重新审视。哲学家如汉斯·赖欣巴哈通过分析相对论,提出了因果关系的相对性,挑战了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绝对性假设。更引人注目的是量子力学的互补性原理。尼尔斯·玻尔在1947年获丹麦国王授予象征最高荣誉的“象勋章”时,其盾徽便采用了阴阳符号,他承认其互补性思想受到了包括中国阴阳思想在内的东方哲学的启发。这种跨文化的哲学与科学互动,不仅推动了科学的理论突破,也为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生态科学高度契合。例如,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自然界的相互依存,与“天人合一”不谋而合。当代哲学家可以通过现代诠释,将其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受损等全球性问题提供哲学依据。例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叶朗教授就提出,“天人合一”可作为生态伦理的基础,指导绿色发展政策。这种互动不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也展示了其与科学的兼容性,证明哲学与具体科学理论的融合是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理论源泉。
二、哲学与具体科学:经验奠定根基
哲学若脱离具体科学的经验支持,易陷入自我封闭的“逻辑怪圈”。例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虽逻辑严密,但因缺乏实证依据,常被批评为脱离现实的“玄想”。相比之下,科学通过实验验证理论,不仅推动自身发展,也为哲学提供坚实基础。例如,认知科学中对大脑神经的研究,通过脑成像技术揭示了意识的物质基础,为哲学“心身问题”提供了新证据。美国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表明,情绪和理性依赖大脑特定区域的协同作用,这一发现直接挑战了西方哲学家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
中国哲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与此高度契合。《礼记·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强调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获得真知,与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高度一致。以传统中医为例,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表明,针灸刺激“足三里”穴位可能激活与疼痛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大脑区域。这不仅将“气”和“经络”等哲学概念与神经科学连接,还推动了中西医的融合研究。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国豫教授团队关注通用大模型(如DeepSeek模型)的伦理挑战,分析其在算法、数据和算力层面潜在的风险,并构建相应的风险治理框架。他们的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本质”及“与人类价值观对齐”的伦理难题,为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一成果获国内外人工智能伦理团队高度评价,显示哲学如何通过经验联系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三、方法论创新:从辩证法到整体观
哲学不仅要言之有理、有据,更要言之有物,发展出内容翔实、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重要起点,其核心是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指出量变引发质变,这一思想直接启发了现代物理学的相变理论。当代哲学家可将其与系统科学结合,如美国科学家伊利亚·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复杂系统中秩序如何从混沌中涌现,与辩证法的转化过程相呼应。在社会科学哲学中,辩证法帮助解析社会矛盾,如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为精准扶贫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和整体观进一步丰富了方法论创新。《中庸》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强调在对立中寻求平衡。物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位置与动量的精确测量不可兼得,而“中庸之道”可为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提供哲学视角,与科学家探索微观世界深层规律的视角“交相辉映”。此外,整体观与复杂系统科学高度契合。生态学家通过研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发现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如湿地生态系统对水质的净。在社会网络研究中,整体观揭示个体行为如何通过网络效应放大为社会现象,如舆论传播的“蝴蝶效应”。这些案例表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创新不仅继承传统智慧,还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支撑。
四、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哲学的终极目标是指导实践、服务社会。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先生曾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行”,强调哲学的实践使命。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必须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结合,将理论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其核心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例如,在经济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进一步指导国企改革注重企业效益和劳动者权益的辩证关系;在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如故宫文创产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审美,焕发新生机。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更具实践意义。例如,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通过“因地制宜”的哲学方法,完成脱贫任务,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生态文明建设则将“天人合一”与现代环保科学结合,如环境保护法推动碳中和目标,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此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同繁荣”理念,带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共赢思想。在教育领域,哲学学者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倡导素质教育改革,如中小学课程注重创新能力培养,为民族复兴奠定人才基础。这些实践表明,哲学通过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不仅回应社会需求,更转化为现实力量。
五、结语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实现哲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深度融合。这一体系在四个维度彰显其创新特质:其一,哲学通过与现代科学理论的深度对话,不断汲取创新养分,催生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成果;其二,以具体科学的实证研究为根基,构建起植根实践的认识论框架,确保理论建构的扎实可靠;其三,在方法论层面开创性地融合辩证思维与数理逻辑,形成独具特色的分析范式;其四,始终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为实践指南,使哲学研究始终紧扣国家发展脉搏。这种既蕴含五千年文明智慧、又直面人类共同挑战的哲学体系,不仅体现了新时代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更通过哲学与科学的协同创新,为民族复兴构建起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贡献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陈禹锟,2018年—2022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2022年起就读于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2023年至今任迈阿密大学哲学系本科课程讲师。出版刊物《显象知识可以回应知识论证吗》《清华大学西方哲学研究》(2024夏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