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江西“文章节义”的诗性画卷

人们在阅读唐诗时或许有这样的体验——脑海里会不由自主生发出诸多疑问：唐代诗人有多少？唐诗存世数量、整体风貌如何？诗歌脉络怎样？同样地，我们在读赣籍诗人诗作时，对16.69万平方公里的赣鄱大地涌现过多少位诗人、有多少诗歌存世、“江西诗脉”如何描摹等问题，也抱持一份强烈的好奇心。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还没有人能就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在此，我们不妨试着翻开江西历史上最大的一部诗总集《江西诗徵》［（清）曾燠编辑，闵定庆等点校，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可以概览江西古代诗史的整体印象，感受到江西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

《江西诗徵》共94卷，计360万字，收录2400多位诗人、2万多首诗作，是清代省域诗总集中有名的“巨无霸”。编纂者是清中期的江西南城人曾燠。曾燠出生于一个诗书传家的大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诗学教育，在科举、仕途上也很顺畅，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而本部诗总集就是在其幕友齐心协力帮助下于嘉庆九年（1804）编成的。

曾燠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留意“乡先生之文辞”，深度接触了历代总集、别集、手稿、抄件、口耳相传之作，即便是“渝墨敝纸”也不放过，真实感知到构成江西古代诗歌书写的“原生态”。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他所知道的最早的江西诗，就是陶渊明的作品，于是，江西诗史的建构即从陶渊明发端。曾燠在《江西诗徵》中录入了全部陶诗，并将陶诗兼具“静穆隐逸”与“金刚怒目”的“复调”风格设置为江西诗创作的“基本调性”，由此奠定江西诗史起点高、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发展路径。

曾燠以明确的时空线建构《江西诗徵》的“选域”。在地域层面上，依《大清一统志》所分郡县为断，基本上不受以往朝代区域划分的影响。仔细分析诗人籍贯、出生地、仕宦地、创作地等相关地理空间元素，即可发现，对入选诗人所属“地域”的界定，他一直持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兼容性”：首先必须是“江西籍”的“土著”诗人，其次则包括“有迁来者，有徙去者”，这类具有“流动性”身份的诗人之作“概行收入”，充分关注到了诗人“在地化”创作，尽最大可能扩展“江西”的内涵，以容纳更多的江西籍诗人，从而凸显“以人系诗”为主、“以诗系人”为辅的编排标准。

在时代跨度上，他严格遵循两条原则：一是钟嵘《诗品序》“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的“盖棺论定”原则。二是宋荦《江左十五子诗选自序》“诗无甲乙，以齿为序”的“自然时序法”，若诗人生年不够清晰，则参考卒年；若生卒年皆不清晰，则参考科举、官宦时间；若科举、官宦时间仍然不够清晰，则以父兄友朋年代为准。故全编自陶渊明始，迤逦而下，止于曾燠已故诗友宋鸣珂、吴兰雪，1400年间波澜壮阔的江西诗史以“全景画卷”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各朝代诗歌总量控制上，曾燠确立了四条原则：一是惟陶诗全录；二是唐宋人“但有一诗者概行录入”，但对欧阳修、黄庭坚这样的大诗人，则“谨择其精者，以百首左右为率”，充分体现“取主持风教、关系运会者”的取舍倾向；三是元、明两代江西诗人众多，可传之作甚多，仅能精选数首，以示“以诗系人”之意；四是清朝江西诗入选400余家，采择较严，每人采撷数首，以避免良莠混杂、篇幅膨胀等弊端。制定如此严苛的“条例”，依然有如此多的诗人诗作入选，这充分反映了历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繁盛景象。

在诗人小传的撰写上，曾燠模仿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金代元好问《中州集》诗人小传体例，在诗人姓名之后详言名氏、雅号、爵里、科名，凡有学术、事功见于史传记载者，取其大端，集括数语；至于畸士逸流的高行轶事，特叙其梗概，有助于读其诗而知其人；行谊无考者从略。诗人小传虽很简略，但通过勾勒诗人生平事迹，引用历史评价，提供文献线索，偶尔夹杂诗歌评论，往往能营造出一个明晰的阅读语境，起到“知人论世”的作用。

那么，曾燠这番“诗人的工作”展现了一种怎样的“江西气派”呢？

作为中国诗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江西诗及本土诗人是在《诗经》《楚辞》、汉乐府的诗歌传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曾燠以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人文形象为江西诗史的“原点”。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书写亲身耕作、自食其力的“生命超越”，启发后代诗人的“自然诗趣”，串联起江西诗兼容“隐逸”与“田园”的“主题史”。如欧阳修《庐山高》阐发了庐山的自然美与儒士的人格美，赞美了庐山的崇高与雄奇。又如杨万里晚年自创“诚斋体”，以活泼、谐趣抒写自然诗兴。

陶渊明“怒目金刚”式的诗作，一直砥砺着后世诗人的气节养成。文天祥是中国历史上“文章节义”的标杆人物，在国难当头时，他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殉国，践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报国壮志。又如，明清之际“易堂九子”誓死不降清军，隐居深山，讲学传道，在诗中宣泄不仕新朝、固守儒教的政治志向，赋予隐居新的政治意涵。他们将陶渊明的抗争精神升华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喊出了我国诗史上爱国主题的最强音，为江西诗史注入了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这是他们对江西诗史和中华文化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陶渊明笔下稚子绕膝、童仆欢欣的家庭温馨，塑造了江西诗人的“家庭伦理观”。曾燠尽最大可能将同一家族的诗人排列在邻近的卷帙，同时选入同题诗作，表现浓郁的父母之爱、兄弟之亲、夫妇之情。读者很容易识别出临川王氏、南丰曾氏、分宁黄氏、建昌洪氏、清江孔氏、鄱阳洪氏、铅山蒋氏等家族诗人群。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得之趣，更成了后世诗人的“雅趣”之一，既有黄庭坚“读书饱工夫，论事极精核”“读书浩湖海，解意开春冰”的思想体悟，又有曾几“隐几读书长竟夕，闭门觅句可忘年”的闲适超越，更有谢逸“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的书生意气。至于朱熹，则屡屡以诗吟咏读书之志、悟道之乐，化内心活动为外在形象，增添了诗人之心“鸢飞鱼跃”的灵动变化之美。

与此同时，江西诗人也竞相以陶诗“原型”为起点，将笔触伸向神州大地，讴歌“大中国”的秀美河山、风土人情、人文历史，创造了一幅幅情景交融、事理兼备、独具面目的诗性画卷。

《江西诗徵》集江西一地诗歌之大成，彰显了江西“文章节义之邦”的精气神，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在选诗质量上，都称得上是清中期省域诗歌总集编撰的典范之作，令我们看见了诗歌的荣光，更看见了历史的尊严和文化的自信。

（闵定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