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英敏

壹

历史有根，文化有源。“西原，灿烂的庐陵文化诗意之源点。”盖因伟大的唐诗曾有一抹青芽，平平仄仄地在那里破土、绽放，摇曳庐陵文化诗意基因。这是一个自豪的诗意大发现，对于唐诗，特别是对于吉安。

江右吉安古称庐陵、吉州，素有“江南望郡”“吉州福地”“金庐陵”之誉，本文的这个欣喜“发现”，又是一个佐证。历史上的“金庐陵”之“金”，有“三金”：金灿灿的稻子；金榜题名（三千进士冠华夏）；金闪闪的金银（繁华商埠）。

庐陵的主风水，庐陵的文化，两千多载，在泰和县邑到吉水县邑这两百来里宝地之间流光溢彩、长发其祥，扩大到所属县邑。

悠久的庐陵文化，其历史有四个重大“节点”。其一，在今天的泰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庐陵县始立，县治最初在泰和县城西三里处。东汉建安四年（199年）始设庐陵郡，郡治在泰和县塘洲镇洲头村白口城。这500年，是庐陵文化发轫期。因此，我说泰和县是庐陵文化的“发轫之地”。

其二，在今天的吉水：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庐陵郡治从泰和县白口城迁至石阳城（今吉水县）。东晋咸康八年(342年)，庐陵郡治从石阳城，迁建于今吉安市区。吉水文人说，吉水县是庐陵文化的“渊源之地”，良有以也。

其三，在今天的吉州：从东晋咸康八年(342年)，郡治从石阳城迁建于今吉州市区，到2025年的1683年间，庐陵的郡、州、府、行署、市的行政机关一直在吉安市区。吉州是庐陵文化的千年“灿烂之地”。这三个“节点”的庐陵文化，指广义的庐陵文化。

其四，在古城的西原：这里是狭义的、诗意的庐陵文化的源点——“源发之地”。

西原在哪里？对于古城吉安来说，她偏于西南一隅。古人用“城、郭、郊、野、鄙”来指代距离与方位。城：城市的核心区域，城墙围绕，具有防御功能。郭：城市外围区域。郊：城市外围之外的广阔区域。野：更远的乡村或荒地。 鄙：边境或荒凉地带。唐代的西原，大致在吉安古城的郭、郊之间。

古代城市，由“城”和“市”两大部分组成。城内主要是行政、军事、学校与祭祀等场所，称为城，有城墙和护城河围护。城外则是集市、作坊与民居等等，称为市。

古城吉安在物理空间上有“四大中心”。一是北面（今北门街一带）城里的“政治、军事和官方教育中心”。二是城外西南面的“市井中心”。三是“市井中心”西南方向的西原一带的“民间文化中心”（相山诗社、西原会馆在此）。四是白鹭洲上的白鹭洲书院的“书院文化中心”。

西原，即西原山，古名相山、城隍岗，位于今吉州高风坡与太平桥之间偏西一带，古能仁寺附近，地势平衍幽旷、泉林动人，自古为文人雅士追迹之地。其东面濒临赣江细畔古南塔，西北毗邻能仁巷、水巷文化街区，古时连通后河，“舟楫繁忙、人影比肩”。诗意的庐陵文化，最早萌芽、长久摇曳在吉州城的郭、郊之间，大有意味。

今日能仁巷一角

贰

唐代的吉安，乃至江右，经济文化还不发达，被视为蛮荒之地，常有官员被贬谪到此。直到南唐，江右才繁华起来。

白居易贬到今天九江（比杜审言贬到吉州更晚），大发“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哭腔。中唐诗人刘长卿有《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诗：“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 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吉州在九江更南处，更荒凉，贬到吉州是很重的惩罚，忧伤无比。

杜审言被贬吉州，无疑地成为第一位庐陵文化诗意的伟大播火者。吉州西原，有幸成为唐诗的滥觞之原、庐陵文化的诗意之源。

杜审言（645-708年），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高华雄整，成就很高 。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代表作有《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照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杜甫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

杜审言字必简，其字取自《礼记·乐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典故，寓意言辞平易简练。进士出身有才的杜审言，长年在京城做清闲文化小官，只会“审诗”，不懂“审言”，峥嵘傲骨，常出狂言，无端引发旁人嫉恨，因言获罪，几乎要了自己的老命。

杜审言曾宣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意为屈原、宋玉只配做他的属官，王羲之的书法也需向他学习。因此，他先是被贬出长安，到洛阳做洛阳丞。这一小挫，让杜审言愈发忿忿不平，言语得罪权贵，50多岁时被贬到吉州做司户参军。唐代，中等州的司户参军为正八品下至从八品下，负责户籍、赋税、田讼等事务。

被贬到吉州，杜审言不吸取教训，不把州县小吏放在眼里，得罪不少同僚。最终，吉州司马周季童受人蛊惑，将他下狱，准备处死。次子杜并为父报仇，刺杀周季童并当场被杀。周季童临死前叹道：“我不知杜审言有如此孝子，郭若讷误我！”杜并以死为父雪冤，州司乃将杜审言释放，但因其子擅杀仇人，免去他的官职，放归东都。士大夫及友人都哀怜杜并的孝烈。武则天闻其事，召见杜审言，对杜并的行为大加感叹，提拔他做修文馆直学士（六品以下）。后病逝。

杜审言临终对文友说：“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意思是：（我）被造化小儿（指命运）折磨得太苦了，还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只要我活着，就一直压制着你们这些人。如今我将死，（对你们）固然是极大的安慰，只遗憾见不到能替代我的人才呀。

被誉为“初唐之冠”的诗人宋之问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感叹杜审言：“名声高而命薄”。杜审言被贬吉州只有一两年时间。于杜审言而言，被贬吉州是为不幸；于吉州而言，得杜审言之任是为大幸。

宋代江西大诗人黄庭坚《寄舒申之户曹》曰：“吉州司户官虽小，曾屈诗人杜审言。”满怀景仰和追想。

被贬吉州的杜审言引领庐陵文风的兴起。他崇尚文雅，身体力行，教化吉州子弟。他在西原山修建一座茅屋，创立诗社，与儒士们谈古论今、读经吟诗。他见城里读书风气不浓，自掏腰包添置书桌、购买文具，不收学费，在诗社招收学生读书学诗，亲自授课，传播读书种子。相山诗社实际上是吉州最早的具有书院性质的教学场所，对吉州乃至唐代文学界有着深有影响。

相山诗社不仅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切磋技艺的平台，还培养了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为学人心中的文化圣地，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吉州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文化的发展。

杜公井，民国《吉安县志》记载，为杜审言在吉州做司户参军时所凿，位于马铺前驿路旁，清光绪年间邑人刘杰改名为“诗人井”，名副其实，滋养千年庐陵古城。

南宋庐陵人周必大的《赵正则司户沿檄而归玉蕊已过追赋车字韵诗奉答》诗中有句：“今得审言诗胜画，传神何必赵昌花。”诗末自注：“唐诗人杜审言为吉州司户，正则尝刻其诗于廨舍。”可见吉州官府曾刻杜审言诗。明代吉水人、内阁首辅解缙《西游集后序》云：“至唐杜审言为吉州司户，始大兴诗学，庐陵之律诗尤盛，吉诗人堂之作由是也。”大赞杜审言对吉州诗学的开创性贡献。清代胡友梅编撰的《庐陵诗存》序言云：“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历代有关文人学者莫不将杜审言看成是吉州诗学兴起的源头。

水巷古宅“西原会馆”

叁

西原诗意、庐陵文风，薪火相传。

杜审言在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后仅仅68年，唐大历元年（766年），已经五十八岁的颜真卿贬为吉州司马（从五品，州刺史的重要佐官）。颜真卿因上了一道《论百官论事疏》，得罪当朝宰相元载，被贬吉州。

年近花甲的颜真卿因平定安禄山叛乱有功，已官至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本来可以“吃老本”，届时安稳致仕。但他本性忠义，性格刚正，“多管闲事”，不但被贬出京城，最后还忠至灭身，死于叛将之手。

颜真卿到吉州没几年，一个裴姓郎中也被贬吉州，被贬随州的刘长卿写了一首《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见前文）。到吉安的颜真卿当无刘长卿的伤感，只有浩然忠义、阔雅文风。他是继杜审言之后庐陵文化的主要播火者，开创诗意庐陵的先驱之一。

南宋白鹭洲书院山长、庐陵人欧阳守道在《吉州颜鲁公祠堂记》中恒念颜真卿对庐陵的功德：“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赐多矣。”元代学者、吉安人周巽在《鲁公祠序》中称赞颜真卿：“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清光绪《吉安府志》载:“吉州多忠节士，盖鲁公流风遗俗。”

颜真卿在吉州仅约两年，时间久远，目前没有发现文献记载他到过西原山，观览过相山诗社遗迹，但西原这个吉州的著名“民间文化中心”，那里山水清幽，还有能仁（“能仁”，梵语的意译，即释迦摩尼）寺、先农坛等佳处，作为州长官、大文人、大书家的颜真卿， 道理上是应该对西原山，对相山诗社的有关人事有关注、有联系、乃至有诗词唱和的。颜真卿在吉州的“流风遗俗”，有记载可归纳的是诗集一部、墨宝两处、挚友仨俩，以及遗风千载。

诗集一部。颜真卿在吉州，与儒、释、道各界友人诗酒讲论所写诗文辑成的《庐陵集》十卷，可惜散轶不存。墨宝两处。颜真卿在青原山净居寺所题的“祖关”二字，以及在永新禾山题写的“龙溪”二字，至今犹存。挚友仨俩。比如。颜真卿被贬吉州时的吉州刺史叫梁乘，曾是颜的下属。梁因得罪宰相元载，先一步迁为吉州刺史。现在颜成为梁的下属，但梁没有把颜当下属看，而是各方面便利他，还为其建雅舍三间，题曰“舟隐沙滩作小憩，待到风来作大帆”，让颜真卿有宽裕时间做学问、办教育。

颜真卿过化吉州，吉州有了颜氏血脉，例如，南唐初期永新人颜诩，青原区值夏元朝死节的颜浩、明初死节的颜伯玮父子，明代永新人颜钧……庐陵文化播下颜真卿博学多闻、坚毅忠贞的学问和风骨的基因。

周必大（1126年—1204年），字子充，自号平园老叟，南宋吉州庐陵人，官至左丞相，为南宋文坛盟主，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交厚。

周必大告老回乡后，在相山诗社旧址建祠堂祭祀杜审言，诗社改称“司户祠”。后续阶段，广置田地，增建房屋，更名“诗人堂”，每年举办诗会。西原山成为纪念杜审言、推行崇文重教的重要场所。

周必大赓续相山诗风，为官为文多有建树，是庐陵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明隆庆元年（1567年），理学名臣、吉州人陈嘉谟，与王时槐（安福人，明代教育家，历官至陕西参政）在能仁寺创立“惜阴会”，后扩建为西原会馆，发起西原讲会，振兴庐陵学风，其学术以心学为宗，崇尚“息机忘世”的学人风范，聚众传播王阳明心学，与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并称“庐陵三大文化高地”。讲会吸引众多学者，形成“文人接踵、诗风兴盛”的局面，助推庐陵文化进入鼎盛期。

清代后，西原山下的街巷，因能仁寺、能仁会的历史贡献，得名“能仁巷”，成为吉安城著名文化古巷。尽管原始建筑已湮没，西原山下的能仁巷文化街区经改造后，再次成为庐陵文化的一个代码，仍然承载大家对庐陵文化诗意之源的记忆与认同。

今天，人们徜徉旧韵新景的能仁巷，市井烟火里，慕然发现，这几年的吉州，勇担历史责任，张扬庐陵文化可谓“四重奏”：城区，科学“挖掘、展示”庐陵文化之源西原（修复、打造能仁巷、水巷历史文化街区）；乡村，引进全国著名文旅品牌“十里芳菲”，保护、开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钓源；教育，还原庐陵县学历史风貌神韵；宣传，线上线下大办《庐陵讲堂》。如此大手笔、好文章，斯文在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