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应返璞归真
    文/炜枫
这个时代，诗歌患上了某种富贵的病症。它栖身在精装的诗集里，流转于学院的讲坛上，有时更像一件精心打磨的饰物，闪烁着智识的冷光，却唯独缺少了触及灵魂的体温。我们见多了语言的奇观：意象如烟火般密集迸发，隐喻如迷宫般层层嵌套，修辞的技艺已臻于化境。然而，在这片繁盛之下，一种深刻的贫瘠却在蔓延——诗歌似乎忘记了如何与大地连接，如何与心跳共振。它变得越来越像一场内行的游戏，而越来越少地作为生命本身质朴的呼吸。

这或许是一切艺术在高度自觉后必经的迷途。当技巧的自觉压倒表达的冲动，当形式的探险遮蔽了内心的真实，诗歌便从“存在之家”沦为了语言的实验室。我们忆起南北朝的骈文，何尝不是锦绣满眼，宫商协畅，却终因“文胜质”而显得疲弱空洞。哲人海德格尔曾警示技术的“座架”本质，这种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被技术化处理的诗歌语言：当词语不再是为了“言说”，而是为了被展示、被操作时，诗歌最本初的惊异与感动便消散了。它成了一座用璀璨辞藻砌成的巴别塔，高耸入云，却因失去了与人类普遍情感相通的地基而摇摇欲坠。

于是，“返璞归真”的呼唤，绝非怀旧的叹息，更非意味着倒退至粗陋。它是一次精神的溯源，一场向着诗歌生命原乡的艰苦跋涉。那“璞”，是语言被创造出来时，与万物初次照面的那份新鲜与颤栗；那“真”，是灵魂去除一切矫饰后，与世界赤裸相对的坦诚与深邃。这并非摒弃技巧，而是追求一种“大巧若朴”的境界，是绚烂至极而后归于的平淡，这平淡，内里蕴含着无法言说的丰饶。

让我们回到源头。在文明的原初，诗歌与劳动、与祭祀、与爱情、与哀悼浑然一体。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的短歌，是狩猎动作的节奏，是生命力量的直接喷薄。《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吟唱，起于眼前景物，发于心中情愫，物我之间存在着一种未曾分裂的和谐。那是一种维柯所言的“诗性智慧”，是人类以身心整体去感受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庄周梦蝶，物我两忘，这种浑然的天真，正是诗歌最深邃的源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不朽的魅力，不在于刻画了怎样的景致，而在于那个“悠然”的瞬间所敞开的、与宇宙自然默然契合的生命境界，所以他只能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真正的诗，往往诞生于这“忘言”之处。

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何以李太白一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为千年不易的审美理想。他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字字寻常，却如月光般浸润了一代代游子的心灵。杜工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力量也绝非来自修辞，而是源于那悲悯的洞察与直面现实的勇气，这是一种沉郁顿挫的“真”。在西方，荷尔德林在神灵离席的暗夜，追问“诗人何为？”他所渴望的“诗意地栖居”，核心正是人与存在之本真重建联系。里尔克在《哀歌》中穿越恐惧，咏叹“因为美无异于我们刚好还能承受的恐怖的开端”，这种对生命整体性的深邃探求，同样是一种至高的“真”。

在当下这个被速度、信息和碎片填满的时代，诗歌的“返璞归真”更显出其紧迫的救赎意味。现代人在物质的丛林中奔走，精神却往往无枝可依。诗歌，恰可以成为一剂解毒良方。它要求诗人从自我的小宇宙中走出来，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基本而永恒的事物：一朵花的开落，一次离别的不舍，对时间的敬畏，对死亡的沉思，对公正的渴望。它不必回避时代的纷繁复杂，但应以一种更本质、更贴近生命脉搏的方式去言说。正如诗人沃伦所领悟的，“宇宙的真谛是泥土”，诗歌需要这种接地气的质朴，才能承载起生命的重量。

归真，亦是语言的净化。它追求的是“极简”之后的“丰饶”，一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以有限的言辞，开辟出无限的意蕴。它要警惕语言的通货膨胀，锤炼出如玉石般温润、如金石般铿锵的质感。特朗斯特罗姆写下“醒来，是一次从梦中跳伞，穿过自我的黑暗”，其比喻何其新奇，语言又何其凝练，每个词都饱含张力。这是一种高度自觉之后的“朴”，是千锤百炼获得的简洁。

最终，诗歌的返璞归真，是为了重建一种珍贵的对话——不是独白，而是与每一个灵魂的默默交谈。真正的诗，能让我们在奔忙的途中骤然驻足，重新“看见”那被忽略的月光，重新“感受”那被遗忘的疼痛，重新“思考”为何而生、为何而活的古老命题。它守护的，是人类最原初的感动与最恒久的理性，是我们在虚无的暗夜里，用以确认自身存在的那一点微光。

当诗歌洗尽铅华，当语言重新变得澄明，足以映照出存在的本相时，它便再次成了我们灵魂的母语。它不再高踞于庙堂之上，而是回荡在每一个朴素生命的呼吸里。在那返璞归真的诗行中，我们将与最真实的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温暖地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