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的关键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收官之年。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下，中国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利剑，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激活乡村振兴动能。从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到草原沙地的生态修复，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到乡土间的产业革新，一场关乎生态永续、民生福祉、民族复兴的实践正在广袤中华大地上深入推进。本文基于官方通报、权威数据与典型案例，系统记录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中的实践探索、成效进展与深层思考，展现新时代中国发展的质量与温度。

第一部分 生态督察亮剑：守护绿水青山的刚性担当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25年，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发力，第四批督察组深入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及多家中央企业，以“零容忍”态度查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问题，推动生态保护责任落地生根，为高质量发展扫清生态障碍。

一、督察机制持续完善：精准发力的“生态体检”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于2025年5月28日全面启动，8个督察组分别进驻山西、内蒙古、山东、陕西、宁夏等5省（区）及中国华能集团、中国大唐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3家中央企业，进驻时间为期1个月，并同步公布举报电话与邮箱，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这是继第三轮第二批督察曝光7省污水治理突出问题后，生态环保督察的又一次集中行动，彰显了党中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

与以往相比，本轮督察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黄河流域、草原沙地、矿产集中区等生态敏感地带，针对性排查水土流失、毁林毁草、矿山修复等突出问题；二是压实主体责任，既严查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履职情况，也强化中央企业环保示范引领作用的监督；三是注重整改实效，对过往通报问题的整改“回头看”，严防“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截至9月13日，督察组已完成全部反馈工作，要求各省份和中央企业在45个工作日内研究制定整改方案，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形成“发现问题—反馈交办—整改落实—监督回访”的闭环管理。

二、典型案例曝光：生态保护中的突出短板

督察组通过明察暗访、现场核查、数据比对等方式，发现多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治理推进滞后、违法问题频发等突出问题，部分区域生态破坏风险不容忽视。

（一）内蒙古：草原沙地保护失守，修复治理滞后

内蒙古通辽市地处科尔沁天然草原与科尔沁沙地核心区域，生态区位极其重要，是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组成部分。但督察组发现，当地一些地方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压得不实，毁林毁草问题频发，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经核查，通辽市违法开垦草原面积超过3600亩，违法侵占草原超过320亩，部分区域在整改过程中仍存在“边改边犯”现象。2023年奈曼旗一地因毁林开垦被自治区通报后，整改期间又违法占用林地面积326亩；科尔沁区大林镇上报的40余亩毁林问题虽经整改验收销号，但复种树木因管护不力大量干枯死亡，生态修复流于形式。此外，科左中旗27处1250余亩林地采伐后未按要求更新造林，加剧了区域生态退化风险。

在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推进方面，当地工作严重滞后。相关规划明确2023年年底前完成30个重点项目，但截至督察进驻时，仍有6个重点项目尚未完成，其中北部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中的9.5万亩植被恢复任务迟迟未落地，导致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能力薄弱，沙地治理成效未能巩固。

（二）陕西榆林：水土流失治理不力，淤地坝建设管护缺位

榆林市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多沙粗沙区面积占黄河流域的32%，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市域面积的86%，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其生态治理成效直接关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然而，督察组发现，榆林市在水土流失治理部署落实上存在明显差距，部分县区治理进度严重滞后。截至2024年年底，定边县、绥德县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仅完成陕西省下达“十四五”末目标的54%和68%，远未达到规划要求。

作为水土流失治理的关键工程，淤地坝、拦沙坝的建设管护短板尤为突出。截至2024年，榆林市淤地坝、拦沙坝建设和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分别仅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的42%、54%和63%，更令人担忧的是，要求“十四五”期间提升改造的787座老旧淤地坝中，56.5%至今未开工建设。部分区域违法排污、破坏生态行为加剧了水土流失问题，榆林市清涧县鸿鑫建材有限公司在李家川河道内倾倒大量弃土，督察进驻后仍新增倾倒近2万立方米；绥德县环境卫生所不仅违规向正沟淤地坝内倾倒建筑垃圾，还长期在坝体附近挖山取土，造成山体崩塌、生态破坏，更未经审批擅自在坝下建设1.2万立方米垃圾渗滤液贮存池，违规贮存高浓度渗滤液约1000立方米，形成重大环境安全隐患。

（三）宁夏中卫：矿山开采生态欠账，修复治理严不实

宁夏中卫市石灰岩等矿产资源分布集中，矿山企业以中小型为主，部分区域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保护失衡问题突出，生态修复效果大打折扣。督察组发现，中卫市天景山矿区的明巨电石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大面积占用草原，其中205亩未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投产后又陆续侵占草原约90亩，草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位于黄河一级支流清水河两岸的国溢铁路道砟公司，在用地许可范围外违规侵占中度沙化土地7亩、其他草地134亩，2021年停产后，大量废渣、成品料露天堆放于采坑内，既破坏地表植被，又存在水土流失、污染周边水体的风险。

在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当地存在“重验收、轻实效”的问题。沙坡头区2022年组织实施的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虽已通过验收，但实际效果与要求差距较大。刘岗井华安灰石矿等7座矿山仍在矿区范围外违法占地堆放废渣土和成品石料，持续破坏天然植被；天景山天主峰灰石矿等3座矿山高陡边坡坡底堆积大量碎石，6个近百米长的渣石坡未完成修复，一旦遭遇暴雨，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多省共性问题：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突出

事实上，生态环保督察暴露的问题并非个例。此前第三轮第二批督察曾集中通报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7省（市）污水治理突出问题，反映出部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共性短板。上海市部分区域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缓慢；浙江省一些市县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存在治标不治本现象；江西省部分城市生活污水管网改造滞后，污水直排、雨污混排问题突出；云南省昆明、丽江等城市大量生活污水长期直排，黑臭水体整治不力，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这些问题表明，生态环境保护仍需久久为功，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亟待提速。

三、督察整改推进：压实责任筑牢生态屏障

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各相关地区迅速行动，启动整改工作。内蒙古通辽市成立专项整改领导小组，对违法开垦、侵占草原林地问题开展全面排查，依法依规查处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同步建立草原林地动态监测机制，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强化日常监管；陕西榆林市聚焦水土流失治理与淤地坝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未开工老旧淤地坝提升改造进度，对违法倾倒弃土、建筑垃圾的企业依法从严处罚，要求限期清理并恢复生态；宁夏中卫市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回头看”，对未达标矿山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修复标准与时限，建立矿山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督察的核心目的是推动问题解决，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下一步，督察组将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的地区和单位严肃追责问责，同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推动各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治理”转变，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治理”升级，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第二部分 乡村振兴答卷：五年过渡期的实践与成效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5年，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国乡村在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冬小麦长势优于上年同期，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长2.0%，农业经济稳中向好；新华网三年来征集到全国各地近1200家单位报送的3800余份乡村振兴实践案例，生动展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一、科技创新赋能：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治理提质、农民增收的核心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一）智慧农业：让生产更高效

数据、算法、智能装备等新型生产要素加速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丰农控股打造的全要素大数据农事方案智慧决策系统，实现了柠檬产业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智慧化管理。该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墒情、气候数据，结合柠檬生长周期规律，生成精准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方案，不仅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还使柠檬优质果率提升15%以上，亩均增收2000余元。在猕猴桃主产区，淘天集团以高品质即食猕猴桃为切入点，通过数字化打通种、产、供、销全链路，建立从果园到餐桌的溯源体系，既保障了产品质量，又拓宽了销售渠道，带动产区猕猴桃均价提高30%，惠及上万农户。

国家统计局数据印证了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2025年一季度，全国冬小麦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遥感监测显示3月下旬冬小麦长势总体好于上年同期；全国粮食意向播种面积总体稳定，稻谷、玉米等意向播种面积均有所增加，春耕春播有序推进，农资准备充足、下摆及时，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二）产业融合：让价值更凸显

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更推动乡村产业向“一二三产融合”方向发展，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福建省福州市，当地将鱼丸这一传统特色食品作为产业发展重点，每年安排专项经费支持海洋食品研发类应用性科研项目，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研发新产品。通过技术革新，福州鱼丸实现了从手工制作到标准化生产的转变，产品种类拓展至鱼丸火锅、即食鱼丸等20余个品类，产业链延伸至冷链物流、餐饮服务等领域，年产值突破50亿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在第三产业融合方面，数字技术成为重要纽带。重庆市合川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电商直播新业态，打造农副产品直播基地25个，培育“三农”网红人才50余名，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示乡村风貌、推广特色农产品。2024年，合川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0%，花椒、柑橘、生态大米等特色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既打响了区域品牌，又让农户分享到产业增值收益。

（三）数字治理：让服务更便捷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写照。雨后生活服务（杭州）有限公司研发的“合美乡村”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在广西德保县、湖南湘西等多地推广应用，整合了政务服务、民情反馈、便民咨询等功能，村民通过手机即可办理社保缴费、证明开具、矛盾调解等事项，大幅缩短了办事链条，降低了沟通成本。平台建立的全程留痕数字化档案，不仅规范了村务管理，更增强了村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在湖南湘西某村，通过平台发起的农田水利设施修缮投票，仅3天就收集到80%以上村民的意见，相关工程在1个月内开工建设，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灌溉难题。

二、因地制宜施策：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没有统一模式，唯有立足资源禀赋、尊重发展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地坚持“一村一策、一县一业”，在文化挖掘、生态利用、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一）文化铸魂：唤醒乡村“沉睡资源”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古村，依托千年庐陵文化底蕴，深入挖掘古村落建筑特色、民俗传统，通过修旧如旧保护古建筑，打造民俗体验区、非遗工坊、文化展馆等业态，让“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的钓源古村，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更带动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售卖手工艺品，实现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

类似的实践在全国多地开展：安徽黟县西递宏村以徽派建筑为核心，发展文化旅游与研学产业；云南大理喜洲古镇深挖白族文化，打造扎染、银器等非遗产业链；浙江乌镇通过数字化手段活化水乡文化，成为全球知名的文旅目的地。这些案例证明，乡村文化不仅是乡愁的载体，更是乡村振兴的“富矿”。

（二）生态筑基：践行“两山”发展理念

2025年是“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这一科学理念正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落地生根，推动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石堰村，依托2000余亩高标准农田的生态优势，规划建设5公里长的“浪漫乡村爱情路”，串联起稻田景观、荷塘月色、农家餐馆等节点，打造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餐饮住宿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2024年，石堰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农产品销售增收800余万元，实现了田园风光向经济效益的转化。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作为“岭南盆景之乡”，坚持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将盆景苗木种植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电商化销售，推动传统盆景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赤坭镇盆景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从业人员超1.2万人，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形成了“一棵盆景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格局，实现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宝”的生态价值转化。

（三）产业造血：培育乡村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各地立足地域优势，培育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乡村产业，实现了“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项目”。在山东寿光，当地持续推动蔬菜产业升级，建设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设施，培育优质蔬菜品种，打造“寿光蔬菜”区域公共品牌，产品远销全国及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300亿元，带动全市90%以上农户从事蔬菜相关产业；在贵州遵义，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发展茶叶产业，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20余万农户增收，茶叶年产值突破150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全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猪牛羊禽肉产量2540万吨，同比增长2.0%；其中生猪出栏19476万头，同比由负转正增长0.1%，猪肉产量1602万吨，同比增长1.2%；牛肉、牛奶产量分别同比增长2.7%和1.7%，禽肉、禽蛋产量保持稳定，特色种养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三、人才支撑发力：让新农人扎根乡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各地通过政策扶持、技能培训、服务保障等举措，吸引和培育“新农人”队伍，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实现“能安下心、能挣到钱、能实现梦”的发展目标。

（一）政策赋能：降低创业门槛

为吸引人才回流，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在融资、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倾斜。浙江省推出“新农人创业贷”，最高可贷500万元，利率较普通商业贷款下浮10%；山东省对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给予最高5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并优先保障创业用地需求；四川省建立“新农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免费办公场地、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服务，降低创业“试错成本”。

在解决“后顾之忧”方面，多地强化服务保障，将“新农人”纳入本地公共服务体系，在子女就学、家属就业、医疗保障等方面提供便利。江苏省明确返乡创业“新农人”子女可就近入学，与本地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广东省将“新农人”纳入住房保障范围，提供公租房、人才公寓等住房支持，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投身乡村发展。

（二）培训提质：提升实战能力

针对部分“新农人”“空有想法、不懂乡土”的问题，各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快速适应乡村实际、掌握产业技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以“3+3+2”能力提升体系为一个培养周期，通过集中培训、外出观摩、现场实践等多种形式，开展种植养殖、乡村旅游、电商运营等领域培训，累计培育乡土人才2000余人，其中80%以上成为当地产业发展带头人。

江西省开展“新农人培育计划”，邀请农业专家、企业家、资深农户组成讲师团，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教学，覆盖全省100余个县（市、区），培训内容涵盖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加工、品牌建设等实用技能，累计培训“新农人”超3万人次。不少参训学员表示，针对性的培训让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增强了创业致富的信心。

（三）价值实现：激发奋斗热情

在政策扶持与技能提升的双重助力下，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在乡村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90后大学生李娟回到家乡江苏宿迁，利用所学知识发展智慧农业，种植有机蔬菜，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年销售额突破800万元，带动周边200余户农户就业；退役军人王磊在山东临沂创办家庭农场，发展生态养殖与休闲农业，打造“军旅主题”乡村旅游品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标杆人物。

这些“新农人”带着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和创业热情回到乡村，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推动乡村产业从“传统种养”向“现代产业”转型，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第三部分 双轮驱动的深层逻辑：生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命题，而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生态是乡村最大的优势和宝贵财富，乡村振兴离不开生态保护的支撑；而乡村振兴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内生动力，两者相互促进、辩证统一。2025年的实践探索，既暴露了发展中的短板，更彰显了中国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的坚定决心与科学路径。

一、生态保护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

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最亮底色。实践证明，只有守住生态底线，乡村振兴才能行稳致远。内蒙古通辽市的案例警示我们，若忽视草原沙地保护，过度开垦、侵占生态空间，不仅会导致生态退化，更会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农户长远收益；而江苏江阴石堰村、广东花都赤坭镇的成功实践则表明，依托良好生态发展特色产业，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富民强村，形成“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各地越来越重视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在黄河流域，多地将水土流失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相结合，种植果树、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既保持了水土，又增加了农户收入；在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生态养殖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替代了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全国林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6.0%，水果价格上涨8.2%，生态友好型产业已成为乡村经济的新增长点。

二、乡村振兴为生态保护注入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随着乡村产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各地有更多资金投入生态保护与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公益林管护、垃圾分类处理等工作得以有序推进。同时，乡村振兴带来的就业机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减少了因外出务工导致的土地荒芜、生态管护缺位等问题。

在“两山”理念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乡村认识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主动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浙江安吉余村村民关停污染企业后，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农业，人均纯收入从不足千元增长到超5万元，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范；福建长汀县通过多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更培育了油茶、脐橙等特色产业，带动农户脱贫致富。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当生态保护与农户切身利益紧密结合，生态保护就会从“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

三、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径：协同推进与长效治理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五年过渡期收官的关键节点，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仍需破解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部分地区生态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水、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绿色产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等问题突出；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等制约因素尚未完全破解。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构建长效机制：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将生态保护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明确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边界和标准，避免盲目开发和无序发展；二是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的农户和地区获得合理回报；三是健全制度保障，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强化监督考核，压实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生态保护责任；四是激发主体活力，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鼓励农户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让生态保护成为乡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2025年，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领域的实践，既有督察亮剑的刚性约束，也有产业革新的蓬勃生机；既有问题暴露的清醒认知，更有破局前行的坚定步伐。从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到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从矿山修复的攻坚克难到新农人的创业热情，一个个生动案例勾勒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唯有坚守生态底线，方能夯实发展根基；唯有激活乡村动能，方能实现永续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既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践行，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诠释。尽管前路仍有挑战，但随着制度不断完善、技术持续创新、人才加快集聚，中国必将在生态优美、乡村繁荣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