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之妙，在于“铺采摛文”间见风骨，“体物写志”中藏文脉。当代辞赋名家任美霖老师为巴中市恩阳区量身打造的《恩阳赋》，绝非单纯的地域风物描摹，而是一部以“义、恩、文、忠”为基础、以典故为经纬、以历史为底色、以人文为灵魂的文化史诗。其笔力穿透纸背，落笔即贯通古今——上溯古巴子国的文明火种，下接新时代设区的蓬勃气象，中间串联起建制迭代的治政智慧、崇文兴邦的文脉传承、商贸繁荣的信义风骨，将恩阳近一千五百年的建置更迭、商贸繁华、革命壮歌与山川胜景、历史人物、民俗传奇熔于一炉，实现了“赋以载典，典以传城”的文化闭环，让恩阳的局部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微观缩影；让一篇地域赋作，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图腾。

任美霖老师深耕巴中地域文化多年，其辞赋创作素来以“典不虚设，文不浮泛”为准则，《恩阳赋》更是将这一特质发挥到极致。赋文中每一句铺陈、每一处赞颂，皆有史料可稽、有典故可溯、有人物可证。解读此赋，需跳出单纯的文学赏析框架，以“典”为钥，解锁恩阳的地理禀赋、历史积淀与精神内核；以“脉”为线，串联起恩阳从古巴故地到红色苏区、从商贸古镇到新时代新区的完整变迁。本文将从地理典脉、历史典脉、人文典脉、民俗典脉、艺术典脉五个维度，既重新解码赋作的文学匠心与深层意蕴，更还原恩阳千年文脉的鲜活肌理与不朽价值。让这篇雄赋的看点、细节与高度，在层层拆解中立体呈现。

一、地理典脉：形胜之地的文明根基

赋作的文学看点，首在其“古雅而不晦涩，铺陈而不松散”的语言艺术。赋者深谙赋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精髓，却又突破古典赋作“堆垛辞藻”的桎梏，每一句铺陈皆有史实支撑，每一处用典皆藏精神密码，让文辞成为历史的“文学镜像”。赋文开篇“青嶂覆空，无心万象逶迤；急流拍岸，有意百川吞吐。”的宏阔描写，并非空泛的辞藻铺陈，既是对恩阳“秦关蜀道之冲，嘉陵渠江之汇”地理格局的精准提炼。又暗喻巴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青嶂”即义阳山三峰，“急流”即恩阳河碧波，山水的“逶迤”“吞吐”，恰是巴人“劲勇而不鲁莽，尚义而不狭隘”的性格投射。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都镌刻着地理与文明交融的印记，赋文中的地理描写，实则是对历史地理典故的文学化演绎。

（一）区位之典：秦蜀通衢的千年枢纽

赋文“丈兮天门，凤起而飞；衡也地垠，龙遁以舞。”暗合恩阳“连接川陕，贯通巴渝”的战略区位典故。东周时期，此地属巴子国宕渠县境，是古巴国与奉国的交界要冲，《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恩阳正处于这一疆域的核心过渡地带，成为巴文化与周边文明碰撞融合的前沿。周烈王六年（前370年）奉国为巴国所灭，恩阳正式纳入巴国版图，其“通衢”属性愈发凸显——米仓古道穿境而过，恩阳河纵贯其间，上通南江、下接嘉陵江，天然的水陆枢纽地位，为后世商贸繁荣埋下伏笔。

赋文“恩水窥来若幔，且止且行；义峰望去如刘，然明然堵。”则直接点出恩阳“恩水”“义峰”的地理标识典故。“恩水”即恩阳河，古称“义水”，隋代因县名变更而改称“恩水”，“幔”状恩阳河蜿蜒如帘的景致，其“且止且行”的特质，恰是水运枢纽“聚散有度”的生动写照；“义峰”即义阳山，《巴中县志·舆地志》载“义阳山在县南二里，孤峰独秀，为邑之镇”，“刘”状义阳山形如古代斧类兵器的山势特点，其“然明然堵”既写山形巍峨，又喻巴蔓子忠义“明如日月、坚如磐石”的精神内核；不仅成就了恩阳“青嶂覆空”的景观，而且成为古代军事防御的天然屏障，印证了恩阳“兼具形胜与枢纽”的地理禀赋。

（二）生态之典：山水孕灵的风物基底

赋文“芦笋同青山显翠，竹席共岁月无痕。近雾清氛仙却，高冈嘉禧啸吟。”，看似描写风物，实则暗藏恩阳“山水育珍”的生态典故。恩阳地处大巴山余脉与嘉陵江流域过渡带，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孕育了川明参、芦笋等特色物产，其中川明参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本草纲目拾遗》载其“产四川恩阳，形似沙参而长大，味甘微苦，滋阴补肺”，成为恩阳“山藏宝珍”的生动注脚；而“竹席”则源于恩阳盛产慈竹的生态优势，明清时期恩阳竹席因“纹理细密、经久耐用”成为商贸热销品，其“共岁月无痕”的特质，恰是对恩阳生态与民生共生的最好诠释。

赋文“至于佛崖其右而耸，物华通目；红梅于前以望，形盛招寻。”关联着恩阳“千佛崖”、“红梅阁”的地理文化典故。佛崖即恩阳佛尔岩，岩壁刻有唐代摩崖造像，是川北佛教文化的重要遗存；红梅则因义阳山红梅阁而得名，《巴中县志·艺文志》载“义阳山多红梅，春时花开漫山，与佛崖相映成趣”，山水、宗教、花木在此交融，构成了恩阳“生态含文韵，风物藏典故”的独特气质。

二、历史典脉：千年迭代的文明轨迹

赋作的历史叙事及历史厚度，以“典”为锚，从建置沿革到红色岁月，每一次行政升格都有时代烙印，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史料支撑，每一段细节描写都有典故溯源，成就赋文叙事的隐性骨架，将恩阳的历史变迁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文学图景。

（一）建置之典：从义阳到恩阳的名称密码

赋文“尔乃频伊令闻，地置千载；史惟玄默，言传百嘉。梁魏为郡沿例，隋唐设县风发。”凝练了恩阳建置沿革的核心典故。恩阳的地域史始于巴子国时期。东周时，此地属巴子国宕渠县境，《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恩阳正处巴国与奉国交界要冲，成为巴文化的核心辐射区。周烈王六年（前370年），奉国为巴国所灭，恩阳正式纳入巴国版图，巴人“劲勇尚义”的基因自此深植。这一时期，巴蔓子“以头谢恩、以城为信”的典故，为恩阳奠定了“忠义”的精神底色——其忠骨葬于义阳山南麓，让这座山从单纯的地理标识，升华为精神图腾。秦汉时期，恩阳属巴郡宕渠县，纳入中央集权行政体系，巴文化与秦蜀文化开始深度融合。东汉属梁州北巴西郡汉昌县，西晋并入巴西郡岐惬县，东晋复置北巴西郡，恩阳为岐惬县义阳乡，“义”字文脉初显。

南北朝是恩阳建制的第一个高峰：北魏常泰四年（420年）置义阳县，县治设于今恩阳古镇；又据《隋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恩阳的行政建制始于南北朝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始置义阳郡，郡县同治，隶属北巴州，名将韦睿奉命筑城安民。韦睿“夜不解甲，昼不辍工”，三月而成郡城，开仓放粮收纳流民三万余户，百姓立“义阳门”、名“义水”，以感其“以义安邦”之恩，《梁书·韦睿传》详载其事，赋文“梁魏为郡沿例”一句，便浓缩了这段建制初创的传奇。“义阳”之名取自“义水之阳”，暗含巴人“重义轻利”的文化基因。

隋朝是恩阳建制的关键转折点，也是“恩”之文脉的正式确立。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朝廷改“义阳县”为“恩阳县”，隶属清化郡，“恩”字取代“义”字，既因恩阳河更名而呼应地理，更蕴含“恩泽万民”的治政理念，标志着恩阳从“军事要冲”向“民生福地”的功能转变。《隋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恩阳，旧曰义阳，开皇十八年改焉，以民感朝恩故”。这一更名背后，是清化郡太守柳述的民生善政：柳述巡视恩阳时，见恩阳河沿岸万亩荒地因无水灌溉而歉收，便上书朝廷兴修水利，亲自勘探地形，率百姓开凿水渠，引恩水灌溉农田，又推行均田制让无地农民分得土地。次年丰收，百姓立“恩公碑”感念其德，隋文帝闻之大悦，遂赐名“恩阳”，取“恩泽万民，长治久安”之意。赋文“隋唐设县风发”，既指行政建制的稳固，更暗赞“恩”之治政理念的落地。

唐宋元明清时期，恩阳建制虽有更迭（唐代属山南西道巴州，宋代隶利州路巴州，元代归四川中书省广元路保宁府，明代撤县降镇、清代复为镇），但“恩”“义”文脉始终延续。唐代恩阳县令陈子昂（初唐四杰陈子昂堂弟）疏浚“恩公渠”，扩建为“陈子渠”，灌溉面积扩至千余亩，沿岸“子昂村”之名沿用至今；明代恩阳知州张津创办“迎恩斋”书院，免费招收贫苦学子，培养出20余名举人进士，明代礼部尚书廖道南晚年辞官回乡讲学，让“迎恩讲学”成为文脉佳话。明清时期，恩阳因米仓古道与恩阳河水运之便，成为川东北商贸重镇，《巴中县志·食货志》载“恩阳镇为水陆码头，上通南江、通江，下达重庆，盐、布、茶、粮皆聚于此，商号百五十余家，商旅络绎不绝”，故有“小武汉”“小上海”之称。“胡记盐号”创始人胡世昌诚信经营，遇劫匪失货仍变卖田产偿还欠款；“李记茶行”李诚信销毁受潮贡品，重制新茶进贡乾隆，获御笔“义阳茶贡”牌匾，这些民间商道传奇，让赋文“于是造福十方，绥辑桑梓；施仁八表，利顺船舶。和昶万邦，辽原悦色；祺祥九夏，舞袂高阁。”的赞颂有了鲜活注脚。而“早晚恩阳河”的盛景，亦成为川东北商贸繁荣的活化石。

民国时期，恩阳建制历经调整（初属嘉陵道署巴中县，1935年改属川北督察区），2013年恩阳区正式设立，赋文以“于是借天时，因地利，现新容，仪子午。”暗合“子午”对应的方位与时代新局，完成了从“义阳”到“恩阳”、从郡到县再到区的千年建置闭环，每一次名称更迭、建制调整，都是历史典故的延续与新生。

（二）红色之典：川陕苏区的精神丰碑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巴山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恩阳因地理位置重要、群众基础深厚，成为根据地中心区域。《巴中市恩阳区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1933年起恩阳先后设立仪阆县、恩阳特别市、恩阳县苏维埃政府，陆续建起列宁模范学校、红军医院、被服厂等15处党政机构，辖一镇十区三十七乡，人口约三十万，是川陕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枢纽。

赋文“红军烈士思德，敢昭日月；记者鳌溪锐笔，且请神佛。”聚焦恩阳红色历史的核心典故，每一个名字、每一处场景都有坚实史料佐证。红军烈士张思德，这位《为人民服务》的原型人物，其革命启蒙便始于恩阳——1933年参加红军后，他进入恩阳县列宁模范学校学习，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这段经历成为其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也让恩阳成为红色精神的孕育地。恩阳留存至今的红军石刻标语群，“红军胜利万岁”“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争”等标语遍布古镇街巷，这些石刻在红军撤离后遭国民党政权大肆破坏，是当地百姓用泥土覆盖、墙壁伪装才得以留存，有的群众甚至为此牺牲，这一典故让赋文的红色叙事更具温度与重量。

三、人文典脉：风骨卓然的精神图谱

赋作的灵魂及精神内核，在于对恩阳人物群像的塑造。从古代名士到近代贤达，从文人雅士到革命先烈，每一位人物的背后都藏着独特的典故，其事迹都与恩阳的精神脉络深度绑定，让“义、恩、文、忠”的内核有了具象载体。共同构成了恩阳“人杰地灵”的精神图谱。

（一）先贤之典：文脉传承的千年火种

恩阳的“文”之脉络，由历代文人雅士接力传承。赋文“金氏旷才，清代玉麟韵古；张门宏智，宋朝思训名博。”点出恩阳历史上两位文化名人的典故。北宋张思训，自幼在义阳山读书台苦读，精通天文历法，官至司天监，主持研制“太平浑仪”。据《宋史·天文志》记载，此浑仪“用水银为动力，能准确观测日月星辰运行，远超前世”，宋太宗亲赐其名，置于翰林天文院，成为宋代天文观测的核心仪器。张思训的成就，让恩阳“崇文”之风更盛，民间流传“义阳山上读书台，出将入相由此来”的民谣。清代金玉麟，延续了崇文之风。金玉麟工诗善文，尤擅竹枝词，其《巴州竹枝词》中“恩阳河上月如钩，照见商船泊码头”“义阳山上红梅开，文人雅集赋诗篇”等句，生动再现了恩阳的商贸繁华与崇文气息。其“韵古”之风与恩阳千年文脉一脉相承。

赋文“五子登科耀楣，三贤受士行哲。”则源自清朝时期及现当代的教育与人文典故。清朝时期恩阳重视教化，先后建有迎恩斋、龙门书院等学府，《巴中县志·学校志》载“恩阳文风鼎盛，明清两代考取举人、进士者二十余人，有‘五子登科’之佳话”。清光绪初年，县人为纪念宋嘉定年间恩阳谢氏五子登科，在恩阳河东岸登科山读书台遗址旁，树立了“五子读书台”标志碑，并修建青云塔，举人冯文经于塔门楣题“读书处”三字。“三贤受士”则指当代三位巴中恩阳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会明、韩杰才、宋永华，培养诸多人才，这些典故既印证了恩阳“崇文重教”的传统，也为赋文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二）平民之典：烟火中的精神底色

赋文“于是造福十方，绥辑桑梓；施仁八表，利顺船舶。”不仅赞颂名士贤达，更聚焦恩阳平民的精神典故。明清时期，恩阳作为商贸重镇，商船往来、旅人云集，当地百姓形成了“重义轻利，乐于助人”的风尚——码头搬运工帮旅人看管行李、客栈老板为贫苦学子减免房费、商号东家开仓赈灾，这些平民善举虽未载入正史，却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恩阳“仁善”文化的鲜活注脚。

革命时期，恩阳百姓的“赤子之心”更成典故。红四方面军在恩阳开展土地革命时，群众主动送粮、送药、参军参战；红军撤离后，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红军伤员、藏匿革命物资，不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却始终坚守信仰。这些平民的牺牲与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构成了红色历史的坚实根基，等等皆是对这一平民精神典故的最高赞颂。

四、民俗典脉：烟火人间的文化基因

赋作的鲜活之处，在于将民俗典故融入笔墨，让千年文脉扎根于烟火人间。赋文中的特色物产、传统习俗，皆为承载恩阳文化基因的活化石，每一个民俗场景背后，都藏着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密码。

（一）物产之典：舌尖与指尖的匠心传承

赋文“及若川明参兮，名驰内外；糖麻饼兮，香漫晨昏。”点出恩阳两大名特风物的典故。川明参作为恩阳名贵中药材，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明清，《四川通志·物产志》载“恩阳川明参，味甘性温，滋阴补肺，为他处所不及”，其种植需顺应节气、精耕细作，体现了恩阳百姓“靠山吃山，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而提糖麻饼则是恩阳传承五百余年的传统小吃，其典故核心在于“七十二道工序”的匠心——从选料、磨粉、制馅到烤饼，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巴中县志·风俗志》记载“恩阳提糖麻饼，色黄味香，甜而不腻，制作工艺繁复，为节庆必备之食”，这“七十二道工序”不仅是工艺标准，更成为恩阳“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民俗精神象征。

赋文“芦笋同青山显翠，竹席共岁月无痕”，则关联恩阳芦笋、竹编技艺的民俗典故。恩阳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孕育了芦笋、竹编等风物，恩阳盛产慈竹，当地百姓自幼学习竹编，编制的竹席、竹篮、竹扇不仅实用，更蕴含审美巧思——竹席纹路模仿恩阳河波浪、竹篮图案融入红梅阁意象，这种“实用与审美共生”的竹编技艺，代代相传至今，成为恩阳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二）节庆之典：烟火中的文脉延续

赋文“和昶万邦，辽原悦色；祺祥九夏，舞袂高阁”“或有花柳而分，暗流碧蓝之喻；或有霞霓以霭，点妆远近之门。”描写的是恩阳传统节庆的民俗典故。恩阳自明清形成场镇以来，便有“月月有盛会”的传统：正月龙灯会，数十条龙灯沿街巡游，百姓敲锣打鼓祈福；二月文昌会，学子祭拜文昌帝君，文人雅集题诗；三月清明会，亲友结伴踏青扫墓，传承孝道文化；六月河灯会，百姓放河灯悼念逝者、祈求平安等等。

这些节庆习俗并非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龙灯会呼应“龙遁以舞”的地理传说，文昌会延续“崇文重教”的先贤传统，河灯会承载“感恩怀祖”的平民情怀。赋文将节庆场景与自然景观相融，既展现了民俗的热闹烟火，更凸显了“节俗藏典，典传文脉”的深层逻辑。

五、艺术典脉：雄赋的文学匠心与表达智慧

赋作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辞赋典范，不仅在于典故的丰富厚重，更在于其高超的文学艺术表达。赋者以精准的叙事架构、古雅的语言风格、精妙的修辞技巧，让典故与文采相得益彰，成就了“形神兼备”的赋体文学佳作。

（一）叙事架构：时空交织的文脉图谱

赋文以“时空双轴”构建叙事架构，纵向以时间为线，从古巴国到新时代，串联起建置、红色、人文等核心典故；横向以空间为面，从青嶂、急流到古街、高阁，铺陈出地理、民俗、物产等鲜活场景。这种“经纬交织”的结构，既保证了典故呈现的条理性，又形成了“全景式”的文脉图谱——开篇总览地理形胜，中间分述建制、历史、人文、风物、民俗等，结尾升华时代意义，首尾呼应、层层递进，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触摸单个典故的细节，又能把握恩阳文脉的整体脉络。

（二）语言艺术：古雅新声的韵律之美

赋文的语言兼具“古雅”与“鲜活”之美，完美适配典故的呈现。词汇运用上，既大量借用古典辞赋雅语，如“肃肃匀而冉冉，乃既乎生；冯冯构以皇皇，于斯其古。”贴合历史典故的厚重感；又融入地域特色表达，如“川明参兮，名驰内外；糖麻饼兮，香漫晨昏。”让民俗典故更具烟火气。全赋文句式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兼用三、五、七、八字句式，如“梁魏为郡沿例，隋唐设县风发。”十二字凝练南北朝至隋唐的建制迭代，“沿例”见历史延续性，“风发”显时代开创性；“迎恩斋兮诵书声，颇释胸中小我；月亮岩兮掘石器，绝殊域内非他。”上句写崇文之风，下句溯文明之源，勾勒恩阳文史的古今贯通；“红军烈士思德，敢昭日月；记者鳌溪锐笔，且请神佛。”以红色信仰对民间文心，一刚一柔、一忠一智，彰显精神维度的多元共生。等等既保证了韵律的铿锵有力，又让典故的呈现简洁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余味悠长。

（三）修辞智慧：铺陈蕴藉的表达之道

赋文以“铺陈”为基，却避免了“辞繁义寡”的弊病，核心在于“铺陈中藏蕴藉”的修辞智慧。描写人文风骨时，铺陈五子登科、三贤受士以及金玉麟、张思训、张思德、王鳌溪等人物事迹，却以“鲜鲜古事，熠熠华泽。亲誉传乎千纪，丹心凝也四合。”概括其精神。这种“详略得当、虚实相生”的修辞，“浅读见景，深读见史”的语言艺术，让典故的呈现既有气势又有深度，兼具“可读性”与“耐读性”，既展现了恩阳的千年风华，又留给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让其赋文成为其最鲜明的文学看点。

结语：典为根，赋为魂，城为基

任美霖老师《恩阳赋》的终极高度，不在于其文学技巧的娴熟、历史细节的详实，而在于其将恩阳的地域文脉，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共识——让“义”成为华夏儿女“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让“恩”成为治国理政“以民为本”的核心理念，让“文”成为文明传承“崇文兴邦”的不竭动力，让“忠”成为家国情怀“忠于信仰”的永恒追求。该赋本质上是一部“以典立文，以文传城”的文化杰作。赋文中的每一个典故，都是恩阳文脉的基因片段——地理典故见证其形胜之优，历史典故镌刻其变迁之迹，人文典故彰显其风骨之卓，民俗典故流露其烟火之真。这些典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成就，共同构成了恩阳“兼容秦蜀、重义尚文、坚韧务实”的文化内核。

从文学价值来看，赋作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零散的典故转化为系统的文脉叙事，既继承了古典辞赋“用典精准、铺陈有序”的传统，又融入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视角，成为当代地域辞赋的典范；从文化价值来看，此赋为恩阳立起了一部可感可触的文化史诗，让隐藏在史料、传说、民俗中的典故走出故纸堆，成为滋养城市精神的鲜活养分。赋文所写的不仅是恩阳的山川人物，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所赞的不仅是恩阳的千年风华，更是中华民族“忠义为骨、民生为本、崇文为魂、忠诚为魄”的精神内核。

任美霖老师以笔墨为舟，载恩阳史事，渡风骨精神，让《恩阳赋》成为一部“可读、可感、可传”的文化史诗。它让恩阳这座小城，从川东北的群山之中走出，成为中华文明的微观缩影；让赋体这一古老文体，在当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承载文化自信的精神载体。这正是其赋作超越地域、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也是其作为当代辞赋典范的至高标高。如今，恩阳河依旧奔流不息，古街、新城人声鼎沸，赋作中记载的典故，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该篇赋作不仅是对恩阳千年风华的回望与赞颂，更是对地域文化传承的呼唤与期许。相信在典故的滋养、赋文的引领下，恩阳的文脉必将绵延不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