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二年(1057)，江西南丰人曾巩登进士第。这一年，他已近不惑之年。

这一年，与他一同榜上有名的是一串后来星光熠熠的名字，如苏轼、苏辙、王韶、程颢、张载、吕大钧等。

苏轼自不必说，是千古难遇的奇才，其弟苏辙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王韶曾献《平戎策》，是北宋不可多得的良将。

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至高理想。

盘点这一届进士榜单，纵观千年科举史，几无有可比拟者。而曾巩等待这一刻，已经三十余年。

一

1057年进京赶考的曾巩，再次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奋力一搏。而此前，命运似乎从未垂青过他。

《宋史》记载：“（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

曾巩年少成名，却迟迟未能金榜题名。与之相比，同样是年少成名的江西老乡，晏殊14岁赐同进士出身，欧阳修23岁进士及第，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

离家前，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妹婿王无咎、王安国一行六人向继母朱氏拜别。

老夫人感叹：“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

此前，曾家兄弟每每落第，故而乡间有诗调侃：“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乡人只觉曾家兄弟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流年似水、花开花落，曾巩却依然是布衣。

景佑三年（1036），18岁的曾巩第一次进京赶考，憾未能中。首次出山，遭此重击，好在年岁不大，来日方长。

这次的经历有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为江西老乡的王安石，两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彼此相知相惜，从此结为一生挚友。

庆历元年（1041），曾巩和兄长曾晔再次赴京参加科考，不幸再次落败。这一次并非毫无所获，曾巩将《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等文章呈予欧阳修。

欧阳修感慨曾巩的才华，在其落第后又写出《送曾巩秀才序》勉励他。欧阳修抱怨考试的不公，为曾巩大鸣不平——拥有超世之才，却还要遵从所谓“不合理”的标准。

曾巩没有轻鄙同期的考生，也没有将自身的不中归罪于主考官，而是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精进学业，这让欧阳修对他大加赞赏。

庆历六年（1046），曾巩第三次赴考，再次名落孙山。老师欧阳修写信宽慰他道：“虽久不相见，而屡辱书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岁科场，偶滞遐举，蓄德养志，愈期远到，此鄙劣之望也。”只要愿意坚持，希望总会有的，好在曾巩不曾放弃。

嘉祐二年（1057）是南丰曾氏的高光之年，这一年曾巩兄弟六人皆中进士，一举成名，成为当时科举界的一则佳话。想来继母朱氏临别发愿一人得中即可，如今六子全中，内心一定欢喜至极。

同样欣喜的还有欧阳修，他见证了这个小伙子一路走来的成长。一转眼已是二十年，爱徒总算得偿所愿，而师徒二人的故事还将继续在北宋文坛延续。

抚州名人雕塑园内的曾巩塑像。

二

从曾巩的求学之路可以看出，千余年前的那场考试未必比现在更容易。

科举自隋代产生至清晚期终结，期间选拔出无数优秀人才。科举制度本身也一直在演变，宋朝的科举制度不像隋唐的随性，也不像明清那样呆板，历来为学者所称道。

彼时的孩童六七岁入学，不少才子在十余岁崭露头角，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如曾巩12岁就曾作《六论》，苏轼11岁写出《黠鼠赋》，黄庭坚7岁作出“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之句，他们都是科举史上的俊杰。

宋代科考分为三个环节：州一级举行的“发解试”（解试），中央礼部的“礼部试”（省试），以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唐宋时，应贡举合格者，由所在州郡发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会试，故称之为“发解”。这场考试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之为“秋闱”。

秋闱是初级考试，但也是关乎命运的一场考试。如南宋大才子姜夔自二十岁始，十年间在家乡饶州（今鄱阳县）参加解试，后连续4次失利，最终只能以布衣终老。由此看来，通过秋闱而多次参与省试的曾巩已属幸运。

“发解试”合格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即“礼部试”（省试），因时间选在万物萌发的春天，因此又称之为春闱。礼部考试考诗赋、策问、论、经义这四门。春闱是三场考试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成为进士。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所有登科者的心态。只是那些落榜者，尤其是屡考不中者，他们多数成了科举历史上的“无声者”，自是无法体会这般心情。

曾巩多次进京，多次受挫。他的生活也多有波折，所以他在《学舍记》中坦诚：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许，在田埂劳作时、在拜师访友时，莫名的感伤一次次涌上心头。

殿试在宋朝才正式成为制度，旨在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开始，通过秋闱者，殿试全部录取，晋升为“天子门生”，其作用在于重排名次。所以当曾巩春闱得胜时，便已实现了“鲤鱼跃龙门”。

那一场殿试，苏轼、王韶、张载、曾布、程颢等得乙科四甲，苏辙、曾巩得丙科五甲。对苏家兄弟而言，成绩自不甚理想；但对曾家兄弟而言，总算是苦尽甘来。

三

曾巩求取功名之路并不顺畅，尤其是与同时代的天才们相比。最终得偿所愿，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嘉祐年间所撰《余干县学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可见，从宋朝开始，包括江西在内的江南地区，文化之盛，已有了超越北方的势头。

宋太宗时，曾巩祖父曾致尧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彼时江南大旱，曾致尧谏言曰：“国库充盈却比不上一场秋雨给黎民带来的富足。”由此，曾家获“秋雨名家”之称。其“家世为儒，故不业他”，仅曾巩的父辈就有四人登科。

生活在这样的家族，无怪乎曾家兄弟能创造“一门六进士”的佳话。

曾巩的成功也离不开老师欧阳修，他是曾巩一生的贵人。

自两人初相识，欧阳老师就对曾巩厚爱有加，试问谁不喜欢一个有天赋又谦虚上进的学生呢。

欧阳修如是评价曾巩，“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又曾语“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可见对曾巩的喜爱。

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褒奖，让曾巩在文坛声誉日隆。

被文坛领袖收为弟子，曾巩的科举之路迎来了转折点。嘉祐二年（1057），曾巩参加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老师欧阳修。一腔热血的才子遇上慧眼识珠的恩师，果然，这一次曾巩不出意外顺利登科。

当然，无论家庭环境多么优越，老师多么知名，最关键的仍然是自身的努力。在家乡发奋读书期间，曾巩曾作《墨池记》，其文有言：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此篇又何尝不是曾巩的自勉之语，王羲之的书法并非天成，而是靠精神与毅力努力而得。曾巩也同样如此，即便被称为少年天才、文坛大咖，他在学习上不曾少下一点功夫。

曾巩自幼家贫父老，弟妹众多，他一边耕种，一边读书，一边教导四弟九妹，期间甚至错过几次科考。曾巩不但扛下了家庭重担，还叩开了求学之门。

二十来年的漫漫科举路，几多失意，几多哀愁，都不曾令他放弃。也正是这份坚持，让曾巩守住了三十余年的清苦，最终迎来了人生辉煌的起点。

编辑：吴梦婷 审核：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