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南昌老城区的民国基因

引言：

今年4月27日，2025年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会议提出，“要全力促进旅游业发展，突出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江西文旅出新出圈更出彩”。

1926年南昌正式设市，市政厅启动“拆墙建路”工程，拆除5公里长的明清城墙，修筑民德路、德胜路等12条主干道。“江西大旅社”“中央银行南昌分行”“熊式辉公馆”“石泉别墅”“南昌仓街区”等现存民国建筑，见证了城市百年变迁。这些建筑中，有的作为历史见证者如今成为城市“打卡地”，有的仍被围墙圈住难窥全貌。

“让建筑成为会说话的历史教科书。”本报今日推出《时光褶皱里的民国密码：南昌老城区的建筑记忆与人文觉醒》系列报道，通过“历史切片”“群像解码”“活化之路”三个维度，探寻城市记忆的存续之道。

这亦是一场记忆与未来的双向奔赴。三篇报道串联历史、现实与未来，既是对南昌民国建筑群的深度扫描，亦是对城市文脉传承的叩问：当赣江两岸上演璀璨灯光秀时，我们能否以同等热忱唤醒城市记忆深处的时光胶囊？答案或许藏于一砖一瓦的修缮中，在产权困局的破解里，更在对“建筑可阅读，历史可触摸”的执着追寻中。

 

1926年，南昌正式设市，开启了近代城市化进程。这座千年古城既镌刻着北伐胜利后的城建史诗——“拆墙筑路”工程短短数年间拆除5公里长的明清城墙，构建起民德路、中山路等12条现代城市干道，更见证了1933年百花洲畔南昌行营挂牌的历史时刻，南昌由此首度跃升为全国军政中枢。

2025年5月，记者循着《南昌市城市建设志》记载踏访城区，在街巷中寻访穿越百年的民国建筑遗存。这些被高楼大厦环绕的沉默伫立者，正以砖石述说着城市记忆。

 

一城风云

赣鄱之枢的民国浮沉

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资料图）

南昌在民国时期的崛起，既是时代浪潮的馈赠，更是地理枢纽的必然。

1926年深秋，北伐军攻克南昌，这座自汉代便以“豫章故郡”闻名的古城被卷入近代化转型的洪流。据《南昌市志·城建卷》记载，在国民政府“以交通要道设市”的政令下，南昌于1926年12月正式设市，成为全国首批12个特别市之一,其战略地位因“扼守长江中下游与岭南咽喉”而空前提升。

作为军事重镇，南昌在民国政治版图中举足轻重。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以江西大旅社为总指挥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这座1924年竣工的中西合璧建筑，不仅以“回”字形结构和宽大天井成为理想的军事指挥场所，更是当时南昌当之无愧的地标。

城市改造随之展开。据《南昌市城市建设志》记载，南昌设市后立即启动“拆墙建路”工程。至1929年，共拆除明清城墙约5公里，陆续修筑民德路、德胜路（今胜利路）、中山路等12条主干道；原城墙基址上修筑的环城路（今八一大道沿线），成为划分新旧城区的重要界限。城市更新成效显著。在以“八大乡贤”命名的8条马路贯通全城的同时，经疏浚整治的东湖、西湖宛如双璧。

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时期南昌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段。1933年2月，百花洲畔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挂牌，使南昌一跃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同期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将南昌定为实验区，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赣政十年》中明确提出“以南昌为模范，重塑江西精神”。

交通与教育的突破性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南昌的枢纽地位。1936年1月15日，浙赣铁路南昌站前锣鼓喧天，这条钢铁动脉将南昌纳入全国铁路网。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的创立不仅填补了江西高等教育的空白，其“北望庐山，南临赣水”的校园规划更成为民国校园建筑的典范。清华大学城乡规划学者龚子路指出，抗战胜利后，南昌与长沙被定为全国仅有的两个示范市，成为战后重建的城市样板。

 

环湖而居

百花洲畔的民国风华

坐落于东湖区南湖路26号的王德舆旧居，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傍水”小洋楼。1933年，王德舆将其经营的“源源长钱盐号”改组为江西源源长银行，经过多年发展，成为当时江西首屈一指的私营企业家。

王德舆旧居现为小酒馆。

自20世纪40年代起，王德舆便居于南昌南湖畔。该建筑坐南朝北，为砖木结构的二层仿欧式坡顶小楼，原为青砖外墙。如今这栋洋房外墙已被粉刷成土黄色，难辨原貌。该建筑曾作为幼儿园用房出租，现为临湖小酒馆。此外，以瓷板画闻名并获“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杨厚兴旧居亦坐落于南湖畔。可见民国时期，环境优美的南昌湖滨为文人雅士定居首选。

民国时期环湖而居者，不仅有名人，亦有商贾。据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学者魏楠楠考证，南昌城茶铺经营已有近千年历史，至1937年，全城41户茶商中半数店铺集中于湖畔。

彼时南昌商贸繁荣，诸多老字号聚集于中山路、民德路、百花洲等临湖路段。如南昌人耳熟能详的“黄庆仁栈买药、鹤记照相、亨得利修表、沈开泰购货、永康福寻颜料”——其中黄庆仁药店（1833年建）与亨得利钟表眼镜行（1922年建）位于中山路，鹤记照相馆（1908年建）毗邻百花洲，沈开泰南货商号（1890年建）则坐落于叠山路与胜利路交会处。

 

双面图景

东湖西湖的空间分化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杏花楼。（资料图）

南昌东湖、西湖两区在民国时期是城市精英与底层民众居住空间分化的典型缩影。据江西省档案馆藏的1936年《南昌市政公报》记载，西湖区的“进贤仓”与“南昌仓”是两处贫民集中区：其中“进贤仓”棚户区居住着约200户码头工人及小贩；“南昌仓”则因毗邻赣江，成为苦力、船工的主要聚居地。“进贤仓”贫民区的房屋多以竹篾为骨架，外糊黄泥，遇暴雨即容易大面积坍塌。

与贫民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湖区的权贵宅邸。现位于东湖区阳明公园西侧的“熊式辉公馆”是熊式辉在南昌的别墅之一，采用青砖砌筑，属于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派”建筑风格；其外室住所（现环湖路37号）则为仿欧式花园设计，院内栽植名贵花木，并设有可眺望百花洲湖景的露天阳台。

南昌大学历史学者李金波在《晚清至民国南昌城市工商业发展与城市生活的变迁》中指出，民国时期南昌城区的核心范围限于今东湖、西湖两区。沿湖区域因1935年南湖路、北湖路填湖工程形成开发空地，成为富商政要的聚居地；而象山路以东区域在抗战期间损毁严重，灾后重建中涌现出大量小洋楼，其选址多遵循“近水、避乱、显贵”原则。

侵华日军攻占南昌的炮火加剧了这种分化。1946年《战后房产损毁统计》显示，“进贤仓”在日军轰炸中损毁率超过七成，而“熊式辉公馆”因结构坚固得以保存，战后仍作为军政要员居所。如今，这些历经战火与岁月洗礼的建筑依然矗立原址，成为城市历史的实物见证。

（文中所有资料图均来自南昌市档案馆）

文／图 刘志洲 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李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