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山河有信
赣水汤汤，卷着血色记忆，在岁月里奔涌。伫立八境台，极目远眺，浪拍青岩，声若洪钟，风过处，历史的余韵扑面而来。这片土地，既拥江河之骨，又铭风雨之痕。
地方志有云：“赣之为地，南接五岭，北连长江，战时为喉舌，平时为襟带。”80年前，这“喉舌”，曾被日寇的刺刀顶得生疼；这“襟带”，却以绵密针脚，将万千儿女的不屈与热血，缝进山河肌理。
江风渐起，薄雾如轻纱漫上石阶。赣江，如同大地上一道蓬勃的血脉，见证了这片红土地上的牺牲与抗争，见证了这方百姓的永不屈服。
一
灾难骤至，赣南的天空被硝烟压得很低。历史的浪涛猛地将这片土地拽向战火深渊。
1938年5月29日，9架日寇战机撕裂赣县南郊的晨雾，数十枚炸弹将机场炸成蜂窝。此后，赣州城遭20次空袭，龙南5次，大余3次，信丰4次。空袭从不止于军事目标，更将屠刀挥向寻常巷陌。
最惨烈的是“血腥1·15”。1942年1月15日，28架战机像饿鹰轮番俯冲，阳明路、中山路的商铺在火海里蜷成焦黑骨架，200余人倒在血泊中，300余人肢体残缺，1000余间房屋化作灰烬。一年前的龙南同样是炼狱：1941年10月16日，173人永远闭上了眼，350人带着伤残度余生，1070间民居成了焦土。幸存者的泪混着血：“青石板的缝里全是血，顺着沟流进护城河，整条河都在哭。”
1945年2月，日寇大部队分两路突入赣南。北路从吉安遂川直扑赣县，2月5日兵不血刃啃下赣州；南路经南雄攻大余，6小时便撕开梅关，2月8日两路在新城机场会师，赣南沦陷。侵略者设“复兴委员会”，强发“良民证”，把百姓圈成笼中鸟。屠村、杀戮、掠夺、强暴、投毒……信丰崇仙村的残垣、定南丁坊村的焦土、龙南田野的血痕，都在呜咽。
一组数字浸着血泪：5037名平民倒在屠刀下，1.1万民夫被强征为奴，4000余名女性遭辱，92.14万担粮食、2.27万头耕牛、1.54万栋民居，都成了侵略者的祭品……
烽烟再浓，也盖不住火种的光。幸存者的眼睛里，始终燃着“不做亡国奴”的火。这火，是山河对苍生的承诺——纵使裂土焚城，信念不灭。
二
抗战最壮阔的史诗，往往藏在无名者的脊梁里。当侵略者铁蹄踏入赣南，自卫反抗如惊雷炸响，凡人肩上扛着的，是对山河最质朴的信诺。
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赣南军民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
全南木金乡的端午，本该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却被刺鼻的硝磺味呛得人喉咙发紧。十个平日里跳排傩舞的青年，将五彩面具匆匆塞进草垛，在祠堂角落用硝磺赶制“土炸弹”。当鬼子的脚步声逼近，“土炸弹”轰然炸响，村民邱祥金带领数十人，手持扁担、锄头、铁铲从四面八方冲出。硝烟散去，祠堂的香案上多了十柄染血的农具，像一座座沉默的丰碑——这是“农具当枪”的信。
龙南杨坊乡，当一个鬼子蹲在塘边投毒时，村民唐良万抡起铡刀狠狠劈下。这把曾铡豆秸的老铁器，如今成了斩断侵略者咽喉的利刃。信丰小江的桥洞里，湿冷的石壁渗着水珠。地下交通员王才怪带着五人在此伏击落单的日寇。他们的呼吸与洞外风声交织，木棍静静藏在阴影中。当日寇哼着小调走过时，他们突然从暗处跳出，砸钢盔、折枪管，动作快如闪电。兴国县凌源村村民钟毛伢躲在谷堆后，心跳擂鼓般响。他眼睁睁看着日寇残害村长，惨叫声撕裂午后的宁静。日寇的步枪斜靠在谷仓木柱上，枪身闪着寒光。他突然像狸猫般窜出，抢枪、掀翻、猛砸，血沫从敌人口鼻涌出——这是“以命相搏”的信。
更让人难忘的，是赣南“抢运战”。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粤汉铁路中断，第七战区军粮告急。消息传开，万千百姓推独轮车、挑箩筐，从赣南各地涌向集合点。
山深林密的赣南，出现了一支长长的群众抢运队。草鞋磨穿，破布裹着的脚渗出血痕；路滑车陷，群众喊着号子推车，声震山谷。日机来时，他们散入山林藏物资；轰鸣停止，他们又聚成铁流继续前行。三月跋涉，独轮车辙在青石板上压出深痕，如大地年轮，在赣南山路上刻下抗战勋章——这是“生死相托”的信。
布衣之勇，可撼山岳！当农具化作武器，当百姓站成壁垒，红土地上的每道刻痕、每声呐喊都在见证：真正的抗战，从来都在民心深处。平凡如尘的血肉之躯，终成护佑山河的铜墙铁壁。
这些平凡人的英勇事迹，在史册中留不下多少印迹。当我翻阅着这些泛黄的页面时，我仿佛听见农具与钢枪的碰撞回响。我清晰地看到，战后，染血的锄头被扶回田埂，继续耕种希望；带缺口的铡刀铡了新收的秸秆，滋养来年的丰收。红土地默默吮吸着血泪，将伤痛埋进深处，来年长出的沉甸甸的稻穗，承载着永不熄灭的期盼。
余秋雨说：“文化密码，藏于最平凡坚韧的民心。”这密码，是抢运队独轮车的吱呀，是草垛里傩面的油彩，是桥洞石壁的刻痕，是谷堆后少年的枪声……它们告诉世人，真正的山河之信，永远在民心深处。
三
当赣南民众以血肉筑成民间防线，身着戎装的子弟兵们，正将家国情怀融入枪林弹雨，以忠诚践行对山河的信约。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岁月里，油山的晨露在将士们的棉絮上结出霜花。敌人“清剿”如野草疯长，游击战士依靠群众风餐露宿，将革命火种藏于草木间。
群众与游击战士的默契，是刻在血脉里的密码。每月“开禁”砍柴日，成了无声的约定。王大娘将米藏于竹杠，李大叔把盐溶进棉袄，他们将物资丢在约定洞口，踢石三声，便是最暖的信号。这些藏于草木的温暖，让寒冬里的篝火，始终跃动着燎原的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赣粤边、汀瑞边等各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成为新四军的红色源头之一。赣南14个县共出征抗战军人14.3万人。他们斗笠沾着松针，绑腿裹着泥土，将赣南的坚韧，化作抗战的锋刃。
邓振询就是其中一柄锋利的钢刀。这位从瑞金走出的新四军将领，转战敌后，组织民众，巩固政权。在赣州码头，他站在船板振臂高呼：“资本家的算盘，算不透工人的骨头有多硬！”1943年，江宁反日寇“扫荡”，他为保护群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这片红土地，从未辜负过“家国”二字。从游击火种到抗敌前锋，每一寸泥土都浸着热血，每一声呐喊都写着“护我山河”——这信，是铁血战士用生命刻在军旗上的誓言。
四
历史洪流再急，文化的灯塔也不会灭。当炮火撕裂天空，总有人以思想为砖、以笔墨为石，为民族构筑精神高地，让山河之信在暗夜中传续。
1937年寒冬，南康斜角村的土坯房在朔风中瑟缩。案头一盏桐油灯晃晃悠悠，昏黄光晕里，稿纸顶端“资本论”三字沉甸甸的，力透纸背。
因日寇铁蹄踏碎上海，《资本论》首译者郭大力不得不挑着译稿，携家带口南下，返回赣南老家续译。火车在轰炸中颠沛，轮渡在炮火里摇晃，终于踏上熟悉的红土地。脚底板触着故乡泥土的那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
土坯房里，两截粗木架起条案，桐油灯光忽明忽暗。郭大力的眼镜片蒙着层油烟，笔尖划过稿纸，沙沙声混着窗外风声，在寒夜里格外清响。次年，熬过无数不眠之夜，这部蘸着心血、染着桐油灯烟的《资本论》全译本，终于在战火硝烟里完成。出版社拍来电报，催他速去上海，协助排印。
彼时，上海已是“龙潭虎穴”。家人都担心路途安全，但郭大力毫无畏惧，毅然从南康出发，绕道香港，踏上了那片炮火笼罩的土地。为让这部红色经典早日问世，他逐字校订译文，亲手设计封面，逐页审看清样，日夜连轴转。几个月后，这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工人阶级的圣经”，终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这部巨著的出版，如暗夜灯塔，为无数在亡国阴霾中痛苦求索的中国青年劈开思想迷雾，指明抗争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立下了一块沉甸甸的里程碑。
站在三江乡斜角村郭大力故居前，门上那副对联笔力遒劲：“身处陋室坚定信念专研马克思主义；淡泊名利风骨铸就经济教育翻译家。”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年蘸着心血译出的每个字符，早已化作穿透时代迷雾的惊雷。这支译笔划破的，岂止是语言的壁垒？这陋室点亮的，又何止是一盏桐油灯？当《资本论》的思想光芒照亮苦难中国的觉醒之路，谁能质疑：笔比枪更锋利，思想的光芒永远比炮火更持久！
战火纷飞中，史学家姚名达回到故乡。站在赣州图书馆的木楼下，他身姿如松，目光灼灼：“史册字缝里，全是亡国之痛！我们这代人，要用脊梁撑住天，用血性改写这屈辱篇章！”
姚名达系兴国人，曾在清华研究院深造，深得导师梁启超器重。这位近代目录学的扛鼎者，曾在清华园的紫藤架下坐拥书城。可当日寇铁蹄碾进江西，眼见山河破碎、同胞遭屠，他毅然束起狼毫，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名，组建“战地服务团”，亲率师生从泰和出发，直扑樟树的抗日烽火。服务团一路宣传抗日，到了前线就抢救伤员、慰劳官兵，并提笔写战地报道，把前线的血与火告诉后方。
战场上，姚名达教士兵辨地图，折树枝在泥地上划攻防；祠堂里，他给伤员裹伤换药，指尖缠着浸血的绷带；油灯下，他讲岳飞“还我河山”的怒喝，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赤诚，字字如星火，点燃军民斗志。
1942年7月，因奸细出卖，服务团在峡江石口村遭日寇突袭。姚名达振臂高呼：“今日，我们笔下写的，是民族气节！”他身先士卒，率团员猛冲。激战中，见一名学生倒地，他扑过去与日寇扭打在一起，身中数刀仍怒目圆睁，最终倒在血泊里，以37岁的血肉之躯，完成了从书生到战士的转变。
那支曾写下《中国目录学史》的笔，那支曾在战场指点硝烟的笔，此刻沉默着，见证一位学者“宁为玉碎”的悲壮。
同样以笔为枪的，还有赣南青运领袖钟效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油灯下，他伏案编写抗日青年刊物，光晕里，年轻的脸庞与稿纸上“驱逐日寇”四字一同发亮。他四处奔波组建青年抗日团体，把传单撒向被占的土地。1943年，莱芜反“扫荡”的枪声突然炸响，钟效培在突围中中弹，倒在血泊里，年仅29岁。衣袋里那页没写完的动员稿，被鲜血浸染。
这位赣南子弟，用学识作火引，以热血为燃料，在烽火里燃成了耀眼的光亮。
从书斋到战场，从译笔到战笔，这些读书人以知识为火种，以血性为脊梁，把文化的根脉、民族的气节，写进了抗战的烽火里。那些文字，哪还是案头的墨痕？分明是“以译传薪”的信、“以文殉国”的信，在烽火中生生不息。
五
刺向侵略者的，还有艺术家的画笔。他们执画笔为刻刀，将民族的创痛与不屈，一笔一画凿进时代的骨血，让山河之信在画布上永生。
1942年，赣州中山公园围墙前，摆着一排版画。最醒目的一幅，画着赤脚瘦孩举“打鬼子”小旗，脚趾抠地，细臂青筋凸起，旁书：“小不点儿，也能打大坏蛋！”画板后，是后来被称为“三毛之父”的张乐平。
因浙赣会战爆发，日寇进犯江西上饶，张乐平和夫人冯雏音背着孩子，随着逃难的民众，历尽艰险，一路跋涉到达赣州。一路上，日寇的烧杀抢掠刻进眼里，军政的腐败无能堵在心头，而劳苦百姓的颠沛流离，像针似的扎着他。那份同情，早不是旁观者的叹息，而是血脉相连的疼。
他借住在百家岭的一所小学内，生活非常窘迫。妻子冯雏音得了急性盲肠炎，他奔走告贷无门，只好拿着画到媒体求助。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以画笔揭暴行、鼓民志，把日寇的獠牙、汉奸的媚骨，一笔笔刻画出来；把民众的愤懑、抗争的火苗，一点点燃在纸上。所画的《抗战漫画》《小孤军》《贫困》《渔夫》等作品广为流传，《火烧下杨村》画作中，火海奔逃的母亲与孩子，绝望与愤怒刺痛人心。
其时，抗敌演剧队要演《阿Q正传》，急着寻人画特大海报。找到张乐平时，他二话不说，伏案就画，分文不取。那张海报挂在中山公园大门上，阿Q立在斗大的“Q”字中央，眉眼间的麻木与挣扎震撼人心。《阿Q正传》在赣州演时万人空巷。
他常徘徊赣州街头，目光追着流浪儿——衣衫褴褛，目光惊恐，脚底板磨出的血混着泥。这些身影钻进他心里，在稿纸上生根，他开始画“三毛”，那个光脑袋、三根头发的孩子，慢慢有了骨血。他在赣州的画展里有幅画：衣衫褴褛的孩子，手按在瘪下去的肚皮上，站在荒路上，风卷着他的衣角，没有家的方向。这便是三毛最早的模样，是旧中国苦难孩童的缩影。后来回到上海，他一口气画出《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让这孩子成了时代的镜子。
一幅画就是一颗子弹，千幅画便成了枪林。为支援前线，在赣州的画家们聚成一团火，张乐平、赵延年、徐风、余白墅、徐光毅、杨隆生、荒烟等画家纷纷献画义卖，卖画的钱，全部支援抗日前线。
赣州的日子，是张乐平艺术生命里滚烫的一段——直面苦难，以画为枪，报效家国。他和同道们扛着画作，走到宁都、泰和等地，《抗日画展》《抗战美展》《抗日救亡漫画展览》次第展开，如一束束火把，照亮乡野。展厅里，不少老人用袖口抹泪，无数孩童攥紧拳头。这些画是面镜子，照见侵略者的兽行，映出民族的脊梁，在千万人心里，播下抗争的种子。
苦难中开出的花，最为倔强。那些蘸着血泪的炭笔线条，不仅是对暴行的控诉，更是对希望的描摹。当漫画成了枪，画笔成了信仰，艺术的光刺破最深的夜，便成了时代的纪念碑，刻着呐喊，照着黑暗里的民族自信，燃着不灭的希望。
六
赣水长流，不舍昼夜。它流淌的不仅是江水，更是一个民族在血火中淬炼出的“信”之血脉：是八境台下“土地永不屈服”的呐喊，是抢运队独轮车辙里“生死相托”的承诺，是郭大力译稿上“以文传薪”的坚守，是张乐平画笔间“以美铸魂”的赤诚。
山河有信。这信，刻在被鲜血浸透的红土深处，写在以生命铺就的历史长卷中，活在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里。当赣水奔涌过八境台，当红土上稻穗沉甸甸弯下腰，我们终于读懂：所谓家国，不过是有人用生命守护山河之信，有人用信仰传承大地之诺，有人用笔墨铭记民族之约——这，就是中国人的信约，是刻在中华骨子里、融进民族血脉中，永远不会磨灭的“山河有信”。
（谢贵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