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还要藏书
中国藏书事业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3000年前。历朝历代藏书佳话不断，中国的藏书家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光大厥功至伟。
但到了数字智能时代，一个小小优盘可以囊括万本电子书，各种人工智能工具成为无所不知的在线智囊，我们是否还需要筑书为城，继承发展藏书事业呢？
一
要想享受藏书之乐，先得承受藏书之苦。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一语道尽藏书之难。
藏书之难，难在囊中羞涩。读书虽然高雅，但购书的负担却很沉重，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明朝贤士杨士奇嗜书如命，却家境贫寒，为了买一本《史略》只得卖掉家中产蛋的母鸡。即使到了满屏折扣的今天，想要收藏满屋子的书，仍需大量的资金投入。此外，对不少人来说，安居乐业尚未解决，要给书腾出一间房子更是难上加难。
藏书之难，难在存书不易。“纸寿千年”，说的是保存时间的上限。事实上，纸书极其脆弱，怕潮、怕虫、怕尘，尤其火是纸书的“头号天敌”。古往今来，多少书籍经典毁于大火，从此失传。藏书楼天一阁的名字便取自《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正是为了“以水克火”。对藏书者而言，灰尘需要及时清理，开窗通风必须保证，很多藏书迷还专门给自己的书套上保鲜膜。但书如人生，被时光之手一页一页拂拭后，终会慢慢泛黄变旧。
藏书之难，难在搬书之苦。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到搬时方恨多”，藏书之乐如坐拥金山，搬书之痛却似泰山压顶。所谓“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一份沉重的家当让不少文人直呼不敢搬家。现代的精装书厚重如砖，让搬书的难度成倍增加。
藏书之难，最难是难忍散书之痛。宋代文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专门写了散书之痛，他认为“世间万物，未有聚而无散者，而书为甚”。三世积累的藏书，因他不善保藏而散落，让其肝肠寸断。更悲凉的是很多藏书人去世后，其毕生心血，在儿女眼中不过旧纸一堆，满室藏书只能称斤论两贱卖。像天一阁范氏家族代代传书的是传奇，人空书散反而是常态。古代中国私家藏书史，也被人称为一部典籍旋聚旋散的伤心史。
二
虽然藏书难处不少，苦楚颇多，但对爱书人而言，依然愿意迎难而上，苦中作乐。
藏书之乐，在于囤积。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藏书之瘾，也是一种高雅的癖好，倾注着对书的一往情深和原发之乐。这种快乐，跟集邮票、收古董、屯茶器完全一样，可以是很单纯的收藏之乐。有些藏书者对自己收藏的书，早晚都要巡览一遍，“晨昏忧乐每相亲”。一旦入了藏书之道，便会一痴到底。话说，明代藏书家王世贞为了收藏一部版本精美的宋版《两汉书》，忍痛割爱，用自己的一座庄园购换，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痴爱。类似此举者，古往今来，不胜枚举。
藏书之乐，在于阅读。藏书万卷，并非卷卷都要开阅细读，如袁枚所说“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者大有人在。然藏书之人多半是爱读之人。夜深人静，以书为城，随意抽取，摩挲纸张，书香四溢，那是“夜雨孤灯乱翻书”的一人之乐。可像李清照、赵明诚夫妇那样“赌书消得泼茶香”，也可像苏轼苏辙兄弟“夜雨对床”温习诗文，既增长了见识，也增进了情感。若是家中藏书零零落落，是难以营造那种沉浸式阅读氛围的。
藏书之乐，在于增值。普通人藏书，多为阅读。如小学生藏书，为学习之需；大学者藏书，为学问之需。而一些专业藏书者，也收获了增值之乐。一本刚出版的书，可能寂寂无名，过了一段时日，因其印数稀少，身价倍增。出版社为了满足专业藏书者的需求，便经常出些刷边版、毛边本、典藏版等特殊版本。如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刻大系”，因其印刷精美、印数稀少，很受藏书者追捧，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这种精品书一到二手市场，便马上有所溢价。这种收藏稀有版本的快乐，让图书有了货币属性，是真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是这种收藏溢价的巅峰体现。
三
藏书之乐之上，彰显的是藏书之道。
从个体而言，家有藏书，对自身和家人在阅读上都有润物无声的效果。到一个家庭参访，书架上是否有藏书，藏了多少书，藏的是何种书，主人一家的品味便一目了然。所谓“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家有书香，雅致便自然来了。
俗话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中华这礼仪之邦里，“书香门第”是对一个家庭的最高赞扬，远胜于“金玉满堂”“钟鸣鼎食”这种夸赞。而当下，网上常流行这种说法——“最好的学区房其实是家里的书房”，这也从侧面强调了家中藏书的重要性。阅读习惯的培养和熏陶，是需要一个固定场域的，这远不是一个电子阅读器、一种人工智能工具所能解决的。
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些，从浙江的省域层面看：在杭州，杭州国家版本馆的设计就围绕“宋代园林神韵的当代藏书建筑”展开，收藏了各种版本的历史典籍和珍贵资料，自面向公众开放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成为“网红打卡点”，为浙江进一步增添了文化的温润之气。在宁波，范氏家族代代接续，天一阁藏书事业奠定了一座城的气质——书藏天下，港通古今，而今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人；在湖州，刘家从事藏书，从“富甲一方”向“泽被天下”转化，嘉业堂也成为湖州的一张文化名片。
而当下文化强省的大力推进，和藏书事业的发展也同样息息相关。在那些偏远的农家书屋，若有一批高质量的藏书，就可能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而在喧嚣忙碌的城市，无处不在的城市书房、实体书店、图书馆，虽不显山露水，却是爱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再往更高层面看，全民阅读的持续推广，书香中国的深入建设，“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都需要大量实体书的投入。人均阅读量、人均藏书量，皆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水准的重要体现。
秦朝大量焚书，结果二世而亡；梁元帝江陵焚书，“文武之道”一夜即尽。而宋朝编纂《册府元龟》、明代编纂《永乐大典》、清朝编修《四库全书》，皆是为了收集藏书，存续文脉，与盛世相得益彰。可见，书运即国运。
当年日军入侵上海，他们盯上了拥有大量珍贵藏书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并扬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最后，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战火焚毁，无数古籍善本、珍贵图册化为灰烬。这让张元济肝肠寸断，忧心如焚。但他没被打趴下，数年后，商务印书馆重新恢复生产，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又慢慢回到原初。这是因为许多中国藏书家身上藏着那种永远打不倒的坚韧精神。
如今海晏河清、岁月静好，我们再也无需像范钦、张元济这些先贤们一样，含辛茹苦地去抵抗天灾人祸，小心翼翼地给藏书一份安宁。但对藏书的守护之道，依然需要发扬光大，中华文脉唯有在这样的代代接力中才能得以绵延不绝。
